刚关掉邮件,苏婉敲门进来,手里抱着一叠文件:“各地陆续有新的证人联系咱们,想加入集体诉讼。目前登记在册的已有四百七十三人,涵盖十八个省市,涉及导演、摄影、场务、化妆、灯光等多个岗位。有些人带来了当年被克扣工资的打卡记录,有些保存了骚扰聊天截图……他们都说,‘以前不敢讲,现在不怕了。’”
冷芭接过文件,一页页翻看。指尖划过那些模糊的照片、泛黄的合同、颤抖的签名,仿佛触摸到了无数未曾谋面之人的体温。
“告诉他们,”她轻声说,“每一份材料,我们都会公证存档。这不是复仇,是重建。”
下午三点,她主持召开工坊全员会议。三十多名核心成员齐聚放映厅,空气中弥漫着咖啡与紧张交织的气息。
“接下来我们要做三件事。”她站在屏幕前,背影笔直如刃,“第一,成立‘劳动者影像档案馆’,系统整理所有从业者提供的证据材料,分类归档,永久保存;第二,启动‘破茧巡回讲座’,由亲历者亲自讲述自己的故事,走进高校、剧组、影视基地,哪怕只有一个听众,也要把火种传下去;第三……”她顿了顿,目光扫过众人,“我要拍下一部新电影。”
全场寂静。
“不是纪录片,也不是剧情片。”她说,“是一部完全由真实受害者出演的纪实戏剧。每个人演自己,每个场景都基于真实事件还原。我们要让全世界看到,剥削不是个别现象,而是一整套精密运转的机器。”
有人低声问:“他们会允许上映吗?”
冷芭笑了,笑意锋利如刀:“他们可以封杀一部电影,但封不住一千部手机。我们可以不在院线放,就在工坊门口放;不在电视播,就在街头巷尾播。只要还有一个人愿意看,真相就不会死。”
会议结束后的傍晚,她独自留在放映厅,重看《幕后》的最后一幕。那个曾经蜷缩在男模训练室角落的女孩,终于走出铁门,迎着晨光迈步前行。镜头拉远,她的身影逐渐融入人流,不再孤单。
门被轻轻推开,老阿姨端着碗粥走进来:“吃完再熬。”
冷芭接过碗,热气氤氲中,忽然问:“您当年为什么一直熬粥?明明谁都不认识您。”
老人坐在她身旁,笑了笑:“因为我儿子也是干这行的。十年前拍戏摔死了,公司说是‘意外猝死’,连抚恤金都没给。那时候没人敢说话,我就想着,总得有人等一个肯讲真话的人回来。我熬的不是粥,是希望。”
冷芭低头喝了一口,咸涩中带着甜。
那一夜,她梦见自己站在一片废墟之中,四周是倒塌的摄影棚、断裂的轨道、烧毁的剧本残页。风很大,卷着灰烬四处飞扬。忽然,远处传来脚步声。一个、两个、十个……上百人从不同方向走来,手里提着灯。他们彼此不认识,却默契地围成一圈,将她护在中央。
没有人说话。
但他们点亮了手中的光。
醒来时天还未亮,窗外有鸟鸣。她起身洗漱,换上最普通的灰色卫衣和牛仔裤,背上双肩包,悄悄出门。
清晨六点的街道空旷宁静。她步行十分钟,来到市郊一处老旧居民楼,敲响三楼最东边的房门。
开门的是个中年男人,眼窝深陷,手上缠着绷带。他是《幕后》里那位因工伤致残的灯光师张建国,也是最早站出来发声的原告之一。
“冷导?”他愣住,“你怎么来了?”
“来看看你。”她走进屋,环顾四周。狭小的客厅堆满药盒,墙上挂着一张泛黄的剧组合影。“今天感觉怎么样?”
“还行。”他苦笑,“就是手使不上劲,连筷子都拿不稳。医生说神经损伤不可逆……这辈子,怕是不能再碰灯光了。”
冷芭坐下,从包里取出一台小型录音设备:“我想请你讲讲那天的事。全部细节,从头到尾。”
他犹豫片刻,点点头。
两个小时后,她走出那栋楼,录音笔已存满整整一段口述史。她抬头望天,朝阳正缓缓升起,金色光芒洒在楼宇之间,像是为大地镀上一层薄薄的勇气。
手机震动,苏婉发来消息:【陈摇实际控制人昨晚连夜出境,已被边检拦截。警方以“涉嫌妨害作证罪”对其采取强制措施。】
她站在晨光里,久久未动。
然后,她打开社交平台,发布了一张照片??是张建国家墙上那张合影的局部特写,画面中十几张年轻的脸庞挤在一起,笑容灿烂。配文只有八个字:
【你们的名字,我都记得。】
这条动态发布后的第七分钟,广电总局官网更新公告:
>《关于进一步加强影视剧从业人员劳动权益保障的通知》正式印发,明确要求:
>一、所有影视项目必须依法签订劳动合同,缴纳五险一金;
>二、禁止使用“空白合同”“阴阳合同”等违法形式;
>三、设立全国统一举报平台,对侵害劳动者权益行为零容忍。
与此同时,全国三百余家影视公司联名签署《行业自律倡议书》,承诺建立透明薪酬体系,杜绝潜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