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喂……”崔永浩忐忑地接起电话,声音都在发抖。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然后传来董春和低沉、平稳、听不出任何情绪的声音:
“刚刚在开会。”
就这五个字,轻描淡写,却像几记耳光,狠狠扇在崔永浩脸上。
没有问候,没有安慰——只有这五个字,仿佛在说:你崔永浩的死活,连我开个会都比不上。
崔永浩喉咙发紧,想说什么,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董春和继续说,语气冷静得像在读一份文件:
“关于你去疗养院的事,我建议你主动向调查组说清楚。”
“可以承认你去过,看望老干部,这是人之常情,组织上不会追究。”
“但‘煽动’、‘指使’、‘策划’——这些词,一个字都不能认。”
“顶多,是‘说错话’,是‘情绪激动时说了些不该说的’,是‘关心则乱,方法不对’。”
“记住,你是去看望,不是去串联;是安抚,不是去点火。”
“赵胜利那个人,嘴不严实,你别指望他。他现在自身难保,为了脱罪,什么都能往外说。”
“你要抢在他前面开口,说得比他更真,更诚恳,更……卑微。”
董春和顿了顿,声音压得更低,带着命令的口吻:
“下午一点前,写一份书面说明,亲自送到罗泽凯的办公室。态度要诚恳,姿态要放低,要哭,要后悔,要痛心疾首。”
“就说你当时是被老干部的情绪影响,一时冲动,说了些过头话,事后非常后悔,但碍于面子没及时澄清,酿成了大错。”
“把责任揽在自己‘情绪化’、‘政治敏感性不够’上,绝不能往‘故意使坏’上扯。”
“只要咬死是‘说错话’,不是‘煽动’,组织上就有余地操作。”
“你是我老婆的哥哥,这点情面,我还能帮你争取。但你要是再乱来,再发疯——那就谁也救不了你了。”
最后一句,像冰锥扎进骨头里。
崔永浩浑身发抖,攥着手机的手指几乎要把外壳捏碎。
他想哭,想喊,想跪下来求这个高高在上的妹夫再拉他一把——
但他知道,不行。
他只能卑微地、讨好地、带着哭腔地回答:
“是……是!我明白了!我全明白了!我这就写!我下午就去罗泽凯办公室!我一定把姿态放到最低!我一定把责任全揽到自己身上!我……我错了!我真的错了!”
他语无伦次,声音哽咽,像个被吓破了胆的孩子。
电话那头,董春和沉默了几秒钟。
然后,只传来一声很轻的、几乎听不见的叹气。
“其实,简州县改成示范区的事,我昨天就知道了,但我不能告诉你,怕你把事情搞得更糟。”董春和突然语气沉重起来。
“小崔,你这个人爱出风头,太浮夸,做事不够稳妥,以后得改改了。”董春和语重心长的说。
“我知道,我知道。”崔永浩连连答应,“那我以后的工作怎么安排?”
“听从安排吧。”董春和不再多说,挂断了电话。
电话挂断后的忙音在空荡荡的客厅里显得特别刺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