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军挂断电话,将手机塞回裤兜,继续拿起筷子,对着碗里剩余的面条,大口地吃了起来。
面店的老板娘,一位风韵十足的华裔熟女,她名叫苏珊。
约莫三十五六岁的年纪,正是褪去了青涩、熟透了的年纪,。。。
雨滴落在瓦片上,碎成更小的音符,像谁在轻轻叩击玻璃琴键。我坐起身,赤脚踩在木地板上,寒意从脚心窜起,却让我更加清醒。窗外的世界被雨水洗得发亮,街道空无一人,只有路灯在水洼里投下颤抖的光斑。每一滴雨都带着声音??不是幻觉,不是梦境残留,而是确确实实的话语,低语、叹息、笑声,甚至有孩子唱着走调的儿歌。
我走到窗前,伸手接住一滴。它落在我掌心的瞬间,化作一句:“妈妈,我冷。”声音稚嫩,带着墨西哥城南区口音。我的心猛地一缩。这是1998年地震中失踪的那个小女孩吗?还是另一个从未被记录的亡魂?
我没有退缩,反而将手掌摊开更大,任雨水洒落。更多的声音涌入耳中:
“对不起……我不该推开你的手。”
“我还记得你煮的咖啡太苦。”
“爸爸,你走的时候,我没来得及说再见。”
这些话不属于任何人,又属于所有人。它们是那些未能出口的情感,在静默被打破后,终于找到了出口。阿尔贝托用生命换来的,不只是声音的回归,更是沉默背后的真相得以浮现。
我穿上外套,拿起伞,走出家门。雨中的城市仿佛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共鸣腔。每一片树叶、每一块砖石、每一根电线都在传递着某种低频振动。我走过老橡树,树干上的琥珀色痕迹微微发烫,像是内部仍有声波流动。我贴耳上去,听见了母亲的声音??不是录音,不是模仿,而是她真实的语调,轻柔地说:“阿图罗,别怕黑。”
泪水涌出。我已经三十七岁,早已学会把悲伤锁进胸腔深处,可这一刻,我像个孩子一样蹲在地上哭了出来。
手机震动起来。是卡米拉发来的消息:
【回声林监测站捕捉到异常声流,频率与P-9残余信号高度相似。地点:索诺拉沙漠地下aquifer层。】
【卢米正在组织勘探队,七十二小时内出发。你要来吗?】
我盯着那条信息看了很久。远处,一辆警车缓缓驶过,红蓝灯光在雨幕中晕染成模糊的光团。我忽然想起自己也曾是警察,穿着制服巡逻街头,处理枪击案、贩毒交易、失踪人口。那时我以为秩序就是法律,正义就是逮捕。但现在我知道,真正的秩序,是让每一个声音都能被听见;真正的正义,是让那些曾被抹去的人重新开口。
我回复:【我去。】
第二天清晨,我驱车前往郊区仓库。那里存放着我们最后一件未启用的设备??“喉骨共振仪”,据说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某位阿根廷科学家秘密研发的原型机,能直接读取人体喉部残留的记忆声纹。阿尔贝托昏迷前曾说过一句话:“如果它醒了,就得用死人的喉咙说话。”
我把仪器搬上车时,发现箱子底部压着一张泛黄的照片。照片上是一群人站在一座混凝土圆顶建筑前,背景写着“ProyectoEco1963”。我认出了年轻时的母亲,站在最右边,手里拿着一本笔记。而在她身旁,是一个戴墨镜的男人,脸被撕去了一半??但那身形,那站姿,分明像极了现在的伊莎贝尔。
我的心跳加快。这不是巧合。母亲参与过“回声计划”的早期研究?而伊莎贝尔……真的是女人吗?
抵达集合点时,卢米已经在检查装备。她看见我,点点头:“你迟到了七分钟。”
“下雨。”我说。
“雨里有声音。”她平静地接了一句,“你也听见了?”
我点头。她嘴角微扬:“那就对了。你已经是‘听者’了。”
队伍共八人,包括两名地质学家、一名深海通信专家、三位声学工程师,还有卡米拉。她穿着战术背心,腰间别着一把改装过的麦克风发射器,看起来不像退役警察,倒像准备潜入敌后的特工。
“目标区域位于地下三百米,”她在地图上划出一条红线,“那里有一处废弃军事基地,冷战时期用于测试次声波武器。我们怀疑P-9最初的实验场就设在那里。现在,它的残余信号正从地下水脉中渗透出来,形成新的共振节点。”
“为什么现在才出现?”有人问。
“因为阿尔贝托切断了主链,”我说,“但就像砍断章鱼的触手,断口处会再生。系统在寻找新的宿主。”
我们乘直升机进入索诺拉沙漠。天空放晴,烈日炙烤沙地,热浪扭曲视线。降落点周围寸草不生,只有一块锈迹斑斑的金属板嵌在地面,上面刻着编号:P-09-Δ7。
卢米用探测器扫描,低声说:“下面有活动。不是机械运作,也不是动物迁徙……是声波循环,周期性重复,像是……心跳。”
我们打开井盖,顺着钢梯下到地下通道。空气潮湿阴冷,墙壁覆盖着黑色霉斑,但奇怪的是,没有任何腐烂气味。相反,空气中飘着一丝淡淡的松香,像是老旧录音带受潮后的味道。
走廊尽头是一扇厚重的防爆门,门缝渗出银白色的液体,正缓慢滴落。我伸手触碰,指尖传来轻微震颤,仿佛那液体本身在“呼吸”。
卡米拉举起麦克风,对着门喊道:“我们来了。”
没有回应。但她的话音刚落,整条走廊的灯突然亮起,昏黄的光线映照出墙上密密麻麻的涂鸦??全是同一种符号,螺旋状,中心有一点,正是P-9标记的变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