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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走向大元中国历史的必然（第1页）

第三节走向“大元”——中国历史的必然

10—13世纪，中国社会虽然在空间上两度分化成了三大板块，即辽国—北宋—西夏、金国—南宋—西夏，但各板块都在不约而同地走向近世，走向深度统一，政治体制、社会结构、经济形态、思想文化都在朝着相似的方向发展。社会的深度统一和趋同发展内在地要求各板块走向合一。元朝统一中国，看似因为蒙古帝国武力的强大，实则是武力统一恰好适应了13世纪中国社会走向统一的内在要求。比较来看，蒙古帝国横跨欧亚，其他地区很快就走向了分裂，唯独中国，虽有改朝换代，但再也没有分裂。

有意思的是，从元朝开始，中国王朝的国号第一次跳出了地名的窠臼。清朝史学家赵翼说：“三代以下建国号者，多以国邑旧名……世祖至元八年，因刘秉忠奏，始建国号曰大元，取‘大哉乾元’之义，国号取文义自此始。”[70]的确，元朝以前，中国历朝国号皆以开国皇帝的发祥地或者封地命名，夏、商、周、秦、汉、魏、蜀、吴、晋、隋、唐、辽、宋、夏、金等无不如此。元朝国号“大元”，取自《易经》“大哉乾元”。“大哉乾元”又取自《易经》首卦《乾卦》卦辞“元亨利贞”的第一字。乾卦象征天，“元”为大、首、始之义，所以，“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大元”国号象征着天下一统。事实上，在改国号为“大元”前，世祖忽必烈已经在年号上作天下一统的文章。1260年，忽必烈即大汗位，建年号为中统，意思就有“天下（中国）一家之义”[71]。1264年，忽必烈改年号为至元，取《易经》“至哉坤元”之意。“至哉坤元”又取自《易经》次卦《坤卦》卦辞“元亨利牝马之贞”的第一字。坤卦象征地，“至”为极、最之义，“至元”同样蕴含着天下一统之义。正如元末明初学者叶子奇说：“（元）天下一统，取《大易》‘大哉乾元’之义，国号曰大元，取‘至哉坤元’之义，年号曰至元。”[72]

“大元”国号意味着中国社会走向深度统一后大一统观念出现重大转向。此前的大一统王朝，无论是秦汉，还是隋唐，皆是以一地之名作为全国的国号，这明显是武力征服观念的体现，而非社会统一的内在要求。这样的国号对征服者是荣，对被征服者则是耻，就像秦灭六国，刘汉灭项楚。忽必烈在《建国号诏》中说：“为秦为汉者，盖因初起之地名；曰隋曰唐者，又即始封之爵邑。是皆徇百姓见闻之狃习，要一时经制之权宜，概以至公，得无少贬。”[73]传统国号皆徇“狃习”，有损于“至公”。《易经》为六经之首，六经又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新式国号提炼自《易经》，源于整个中国社会公认的文化传统，表明大一统不再仅仅是武力的征服和空间的统一，更是整个社会的内在统一。如果单看元朝，还无法看出这种转向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然而，继元而起的明清两朝，其“大明”、“大清”国号同样源自中国传统文化[74]，再也未用地名，这表明，中国社会走向深度统一导致大一统观念的重大转向是历史的必然。[75]

元朝统一中国的历史功绩无须赘言，然而，不少学者却惋惜，元朝同时中断了唐宋变革的进程，使得自宋以来的近世化趋势发生了逆转。[76]这类观点并非凭空臆想，而是有一定的史料依据。不过，很少有学者注意到历史书写本身的缺陷。现有关于元朝的史料，绝大部分都是由汉族文人书写的。历史上汉族文人华夷相分的观念本身就根深蒂固，加之元朝将汉人、南人在民族分等中置于较低的地位，同时又将儒士地位边缘化，这些因素导致元朝以来的汉族文人不可避免地对元朝抱有程度不同的偏见，典型的如王夫之，认为元亡宋，是“举黄帝、尧、舜以来道法相传之天下而亡之也”[77]。这些偏见又不可避免地导致汉族文人在历史书写中扭曲元朝的历史实际，如常说的“贫极江南，富称塞北”[78]，就与历史实际有非常大的出入。

事实上，在元朝统一南宋之前，包括原西夏、金国地区的中央汗国已经走在了近世化的道路上。1260年，忽必烈继承汗位后，效仿金国，大力推动君主集权和官僚制建设，从中央的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到地方的行省、路、州、县，都与金制大同小异。在改革制度的过程中，忽必烈也在逐步削弱贵族的特权，“取消官员的世袭制而代之以迁转之法”[79]。在制度建设的同时，忽必烈也非常重视经济领域内的深度统一，尤其是用货币来整合国内经济。即位后不久，忽必烈就开始发行全国统一的纸币（交钞）。同样，在思想文化领域，为了国家的深度统一，忽必烈在多民族的多元文化中最终选择了儒家文化作为主流的意识形态，“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80]，“帝中国，当行中国事”[81]。经过10余年的建设，1271年，忽必烈正式将大蒙古国（中央汗国）改组成为中国式的元朝。改组后的元朝与南宋社会已无本质性的差异，一旦以武力实现空间上的统一，整个中国社会的深度统一就自然形成了。

正因为10—13世纪辽、宋、夏、金社会不约而同地走向深度统一，具备了相似的近世元素，当元朝统一夏、金、宋后，三大板块很自然地合成一个统一体，并且是一个再也不会分裂的统一体。

对于所谓元朝相对于南宋的退化，很大程度上是元朝以来历史书写扭曲记载的反映，是哈哈镜式的景象，并非真实的历史本身。除了汉族和儒生的政治地位受到严重影响外，元朝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冲击，依然在沿着西夏、金、宋时的道路向前发展。就南宋地域的演变来说，社会变革，元朝非但没有倒退，反而进一步走向完善和定型，即“酝酿于北宋，开始于南宋，完成于元代”[82]；经济变革，元朝重农而不抑商，经济自由度比南宋有过之而无不及，货币经济、商品经济的水平都要高于南宋，货币市场空前统一[83]，商品经济空前繁荣[84]，开始出现全国性的商帮[85]，经济总体水平也有较大幅度提升，“江浙财赋，居天下十七”[86]；思想文化变革，无论广度还是深度，南宋的理学在元朝都得到了进一步拓展，广度上扩张到整个中国，深度上渗透至基层社会，从而奠定了理学在元明清时期中国主体思想的地位。

[1]李华瑞：《“唐宋变革”论的由来与发展》，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2]关于“征服王朝”论的来龙去脉，学术界也已经有了许多总结性的论述，参村上正二，方广昌译：《征服王朝论》，载《民族译丛》1982年第4期，第35～39页；宋德金：《评“征服王朝论”》，载《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11期，第78～83页；熊鸣琴：《谁之征服？如何认同？》，载《中国图书评论》2012年第10期，第86～89页。

[3]这在民国时期的史学研究中表现地非常明显。民国时期，历史学大家辈出，但比较奇怪的是，没有一个历史学大家以辽宋夏金为主要研究方向，像陈寅恪，虽然对宋朝历史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见《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277页），但其本人却很少研究宋史。民国时期正值“征服王朝”论流行，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志在救亡图存的民国学人对辽宋夏金的历史有意无意地采取了回避的态度。

[4]许多学者以916年为契丹国的开国之年，这是严重的误解，契丹国早在907年就已正式建立，916年只是仿汉制进一步完善了国家制度而已。

[5]参刘浦江：《辽朝国号考释》，载《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第30～44页；姜维公、姜维东：《“辽”国号新解》，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年第1期，第46～58页。

[6]十国中另外3个国家是前蜀、南吴、南闽，前蜀与后蜀前后相继，南吴与南唐前后相继，南闽则为南唐所灭。

[7]（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8。

[8]（北宋）田沉：《儒林公议》卷下；（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9。

[9]（清）王仁俊：《辽文萃》卷3《遣萧德崇等为夏人议和使宋国书》。

[10]（元）脱脱：《宋史》卷20《徽宗二》。

[11]《宣和遗事》前集。

[12]（南宋）岳珂：《愧郯录》卷9《金年号》。

[13]关于金朝开国史，疑问颇多，刘浦江先生认为，完颜阿骨打可能在1117年或1118年建立了国家，国号是“女真”，1122年才改国号为“大金”。参刘浦江：《关于金朝开国史的真实性质疑》，载《历史研究》1998年第6期，第72页。

[14]（南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2；（元）脱脱：《金史》卷77《宗弼传》。

[15]双方曾经有过互动的尝试，但都没有成功。参（元）脱脱：《宋史》卷486《外国二·夏国下》。

[16]《满江红》：“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南宋）岳飞：《岳忠武王集》]

[17]关于中国核心区的南线，在汉唐时期，南方的安南（今越南北部地区）曾长期属于中国，968年，即宋太祖开宝元年，安南走向独立，其后，虽然宋太宗、宋神宗也曾试图收复安南，但皆未获成功，1174年，宋孝宗以诏书的形式赐其国名安南，正式承认了安南的独立，也最终确定了中国核心区的南线。

[18]原载日本《历史与地理》第九卷第五号，收入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0～18页。

[19]内藤湖南的文章非常简略，其弟子宫崎市定随后对其学说作了详细补充，参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世》，原载《宫崎市定全集》第2卷，东京：岩波书店，1992年版，收入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1卷），第153～241页。

[20][日]宫泽知之：《宋代中国的国家与经济：财政·市场·货币》第一章“北宋的财政与货币经济”，东京：创文社，1998年版。

[21]贾大全：《宋代赋税结构初探》，载《社会科学研究》1981年第3期，第52页。

[22]刘光临：《市场、战争和财政国家——对南宋赋税问题的再思考》，载《台大历史学报》第42期，2008年，第222～280页。

[23]关于唐宋变革的性质，主流的观点认为是中国由中世向近世的转变，但也有部分学者认为是中国由古代向中世的转变，参[日]谷川道雄：《中国史的时代划分问题》，张邻译，载《史林》1987年第2期，第143～150页。笔者持宋代是中国近世开始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