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阁

三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特质（第2页）

唯物主义历史观认为，人类社会是有规律地发展着的，资本主义制度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会永远存在下去，它是历史的产物，必将被另一种社会制度所代替。马克思的这个历史观起先是由分析英美等资本主义社会而得出来的，由此进一步推断前资本主义的状况，即所谓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一把钥匙。但马克思深知，“猴体”和“人体”毕竟有所不同，猴体的解剖也会深化原先对“人体”的理解。于是，他便着手氏族社会和东方社会的研究。恩格斯指出：“要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全面地进行这样的批判，只知道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形式是不够的。对于发生在这些形式之前的或者在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和这些形式同时并存的那些形式，同样必须加以研究和比较，至少是概括地加以研究和比较。”[28]人类学提供的素材说明：社会文化是由低到高、由蒙昧到文明地发展着的，社会进化是有阶段的，现阶段的社会是前一阶段发展的结果。这些都间接地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性。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第一版序言中说：“摩尔根在美国，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40年前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以此为指导，在把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加以对比的时候，在主要点上得出了与马克思相同的结果。”[29]

马克思的人类学研究特别是晚年对摩尔根《古代社会》的研究，不仅证实了唯物主义世界观，而且修正了以往研究中的某些不确切的想法，丰富、发展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和他的人学思想。

摩尔根关于阶级社会以前的社会是由母系血缘亲属集团构成的、以氏族公社为基础的原始社会的学说，使马克思对人类社会的基本历史分期更加具体化和严密化。“氏族公社”的概念取代了原先过于宽泛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作为人类社会“原生形态”的概念。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得出了氏族社会解体、私有制、阶级和国家这一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精辟结论。由此恩格斯还修正了《共产党宣言》中“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的说法。在1888年《共产党宣言》的英文版中，恩格斯为这一说法作了一个注解：“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全部历史。在1847年，社会的史前史，成文史以前的社会组织，几乎还没有人知道。……摩尔根发现了氏族的真正本质及其对部落的关系，这一卓绝发现把这种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内部组织的典型形式揭示出来了。随着这种原始公社的解体，社会开始分裂为各个独特的、终于彼此对立的阶级。”[30]这就是说，阶级是历史上形成的，也必然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消亡。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就是通过革命斗争消灭资产阶级，最后消灭无产阶级自身，使人类社会进入到没有阶级、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的共产主义社会。

摩尔根开辟了家庭和婚姻史的研究领域，认为在极其漫长的人类史前社会中，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中，占支配地位的不是人们在劳动中形成的社会关系，而是自然关系；当时，对人类社会发展来说，人类自身生产的作用超过物质生产，人们的血缘关系超过经济关系（生产关系）。据此，马克思在晚年“人类学笔记”中提出了人类“两种生产”的思想，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进一步发挥了马克思的这个思想。他写道：“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31]他紧接着又说：“劳动越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越受限制，社会制度就越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32]人类“两种生产”及其在物质生产基础上辩证统一的观点，是马克思人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观点。

马克思十分重视财产所有制对于个人社会地位的制约作用。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就指出：“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这就是说，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决定个人的与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有关的相互关系。”[33]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探讨工人与资本家的关系，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异化”、社会环境的“非人的性质”，以及工人承担全部的义务，资本家拥有全部的权利等不合理现象，认为这些都是由资本主义财产所有制决定的。到晚年，经过人类学的研究，马克思的这一思想更为明确。他指出：“无论怎样高度估计财产对人类文明的影响，都不为过甚。财产曾经是把雅利安人和闪米特人从野蛮时代带进文明时代的力量。”[34]他还结合原始社会及其解体的历史进一步指出，人的个性发展不是社会的自然实现，不是个人的自我完成，而是不可避免地受财产所有制关系、社会经济条件的制约。他说：“先是个性摆脱最初并不是专制的桎梏（如傻瓜梅恩所理解的），而是群体即原始共同体的给人带来满足和乐趣的纽带——从而是个性的片面发展。但是只要我们分析这种个性的内容即它的利益，它的真正性质就会显露出来。那时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利益又是一定的社会集团共同特有的利益，即阶级利益等等，所以这种个性本身就是阶级的个性等等，而它们最终全都以经济条件为基础。”[35]

马克思关心人类学，在“人类学笔记”中，他批判地汲取了人类学的有益成分，证实和充实了历史唯物主义，丰富和发展了人学思想。这是客观事实。但是由此不能得出某些西方学者的如下结论：马克思“人类学笔记”是向早期人本学的复归，马克思晚年已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问题转向纯粹的人类学问题，放弃了对经济学的研究和对资本主义的批判。1972年，美国人类学家劳伦斯·克拉德以《卡尔·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为名，第一个编纂出版了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中的四个核心笔记（关于摩尔根、拉伯克、梅恩和菲尔的笔记）。克拉德在《卡尔·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和《亚细亚生产方式》两书的长篇序言以及《作为民族学家的马克思》等著作中，声称马克思晚年研究人类学是在更高阶段上回复到早期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代表的人本学。他把马克思一生的哲学探索归结为从早期的哲学人类学到晚期的经验人类学的过程。西方还有不少学者以不同的方式散布这样的观点，宣称在“人类学笔记”中发现了“第三个马克思”——一个结束了对资本主义批判而转向对人类古老文明的“崇高”进行讴歌的文化人类学家的马克思。这种结论是错误的，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历史告诉我们，革命是马克思终生不懈的追求。这是我们理解和把握马克思全部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的关键所在。马克思研究人类学，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为现实的政治斗争服务的，他利用人类学材料以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暂时性和论证工人革命的合理性。

马克思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都没有放弃对于经济学的研究，特别是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现象的分析和批判。研究人类学著作，不过是他的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恩格斯说得非常明白：马克思研究任何事物时，都考察它的历史起源和它的前提。因此，在他那里，每一个单个问题都自然要产生一系列的新问题，他研究原始时代的历史，研究农学、俄国和美国的土地关系、地质学等，主要是为了在《资本论》第3卷中最完善地写出关于地租的章节，而在他以前没有人试图这样做过。

马克思从来没有放弃对于人类社会发展及其规律的探讨。在19世纪众多的人类学家中为什么唯有摩尔根受到马克思的赞扬？就因为摩尔根以第一手的人类学调查材料勾画了社会的发展，并像马克思一样对导致一种社会制度转化为另一种社会制度的原因感兴趣，而且得出了与马克思基本相同的结论。至于对达尔文进化论的重视，也是因为“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马克思从达尔文那里受到启发，思索人类社会发展的理论。马克思将达尔文视为考察人类的唯物主义者。

马克思也从来没有忘记工人阶级的解放这个使命，他的全部理论和实践活动都是围绕工人阶级的解放这一使命而展开的。贯穿着马克思人类学思想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也被用来教育工人阶级。恩格斯在说明该书的作用时指出：“如果只是‘客观地’叙述摩尔根的著作，对它不作批判的探讨，不利用新得出的成果，不用我们的观点和已经得出的结论联系起来阐述，那就没有意义了。这对我们的工人不会有什么帮助。”[36]就连英国人类学家布洛克也认识到这一点。他写道，马克思、恩格斯“所依据和重新解释的人类学仅是其广泛研究工作中的一个部分。他们的研究早已超出学科之间严格的分界线，他们的历史学与人类学之间不存在任何障碍，他们的历史学、人类学与政治学之间也不存在任何障碍”[37]。

总之，人类学是马克思十分关注的“人的科学”，“人类学笔记”包含着马克思丰富的人学思想，我们应当努力地加以挖掘和开采。“人类学笔记”不是抽象地谈论人的一般问题，而是着重讨论人活动于其中的社会和历史。“人类学笔记”是“人学笔记”，也是“社会学笔记”、“历史学笔记”或“政治学笔记”。马克思既不是一个人本主义者，也不是一个离开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人类学家”。马克思始终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家、思想家和理论家。

第三，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与人道主义。

研究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必须讨论和回答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与人道主义的关系问题。

人道主义和人本主义，两者的思想根源、思想原则是相同的，但人道主义并不等于人本主义。人道主义主要是一种意识形态、社会思潮，它侧重于政治、道德、文学等方面的意义。而人本主义则主要指一种哲学理论、学术思想。人本主义可以说是人道主义的哲学基础，人道主义则是人本主义在人文社会科学及社会生活中的运用和体现。

“人道主义”（humanism）一词于文艺复兴时期出现。它是由拉丁文humanistas（人道精神）引申来的，在古罗马思想家西塞罗那里，humanistas的意思是一种能够促进个人才能得到最大限度发展的、具有人道精神的教育制度。这是人道主义最初的含义。在15世纪新兴资产阶级思想家那里，人道主义的表现形式是人文主义，是针对中世纪神学以神为中心、贬低人的地位、蔑视世俗生活、提倡禁欲主义等观点而提出来的。人文主义认为主宰人的不是神而是自己，他们颂扬人的价值、尊严和力量，强调人应当享受现实生活的乐趣。诗人但丁宣称人的高贵，就其许许多多的成果而言，超过了天使的高贵。《十日谈》作者薄伽丘说，我们人类是天生一律平等的，只有品德才是区分人类的标准。皮科·米朗多拉在《论人的尊严》一书中公开宣称把人“放在宇宙的中心”，给人以充分的自由，“不受任何限制”，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取得自己的地位，决定自己的天性。蒙台涅为了反对封建等级制度和门阀制度，指出：马的价值在于马自身，在于它的力量和速度，而不在于它的装备；剑的价值在于剑自身，而不在于剑鞘；人的价值在于人自身，而不在于他有一大队侍从、一座美丽的宫殿。我们之所以把一个人看得比另一个人高，是因为连木屐也计算在内。但台座并非雕像。实际上，国王和农民、贵族和奴隶、行政长官和平民、富人和穷人的差别，只是在裤子上而已。

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是人道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启蒙思想家们不再停留在一般地谴责宗教、用人道反对神道、用人权反对神权上，而是着重强调人与人之间的自由、平等和博爱，认为人生来是平等和自由的，任何人都没有驾驭和支配他人的权利，提出“天赋人权”学说反对“君权神授”。伏尔泰指出：平等是最自然的东西，除非你能证明贵族生下来就带有刺马针，而穷人生下来背上就驮着马鞍，否则你就不能使人相信人的不平等是合乎正义的。启蒙学者的突出特点是崇尚理性，要求把一切都置于理性法庭的面前加以审判。以理性作标准，封建制度是违背人类天性的，因此必须反对封建专制，建立一个永恒的理性国家和理性社会，实现全人类的自由、平等和博爱。

早期空想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也主张人生而平等。与以往不同的是，他们要求所有的人都同样参加社会生产，建立一个“知识、荣誉和快乐为人人所共享”的公正的社会制度。他们中有的人还提出废除私有制的主张，反对“一个人奴役另一个”。如莫尔的《乌托邦》，它控诉了“羊吃人”的罪恶，要求建立人人平等和幸福的社会。康帕内拉的《太阳城》也是类似《乌托邦》的著作。

空想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在19世纪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的学说中获得了新的发展。19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同启蒙学者的华美诺言比起来……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38]。曾经宣布的自由、平等、博爱，曾经许诺的个人发展，都没有得到实现。相反，资本主义日益暴露了其反人道主义的性质。空想社会主义者第一次对现存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进行了抨击，提出种种改革社会的方案和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空想社会主义所注意的中心是劳动者，是劳动者的需要和全面发展的条件。傅立叶指出，劳动不仅仅是义务，而且是人的不可剥夺的权利，是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自然基础。

综上所述，人道主义，从文艺复兴开始，作为源远流长的社会思潮，在西方已经存在了几百年。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但总体来说，人道主义不外乎这样一些内容：强调以人为本，肯定人的价值，维护人的尊严和权利，用“人类的本性”作为真、善、美的尺度，并以此来观察、衡量人类社会和其他一切事物。

人道主义思潮是资产阶级发展的要求在思想意识形态中的反映，它同马克思的人学思想是完全不同的思想体系。在理论的出发点上，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从“一般的人”、“永恒的人性”出发，用抽象的“人”、“人性”来说明社会和历史；马克思则从劳动和社会关系出发，用劳动、社会关系来说明人和人性，揭示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在社会和人的发展道路上，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把希望寄托在“人性”的改善上，主张通过一切人之间的“博爱”，以实现“人道”的理想；马克思则认为，一切社会罪恶都根源于少数人对于广大劳动者的剥削，社会的前途在于通过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彻底消灭一切剥削和压迫，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在历史创造者的问题上，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信奉“英雄创造历史”，幻想由个别“天才”、“救世主”来创建合理的社会；马克思则强调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认为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主体。在价值观念上，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以个人为本位，把个人尊严、个人自由和个人幸福奉为人生最高目标，鼓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马克思则主张集体主义，强调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

马克思充分肯定了人道主义在反对封建专制、在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斗争中所起的历史进步作用。人道主义否定神主宰人的陈腐观念，使人从宗教神学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有力地促进了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以及哲学的形成和发展。这些都是应予以充分肯定的。

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创立汲取了人类文化中的一切有益成果，其中无疑包括人道主义的成分。马克思在批判人道主义关于人和人性问题的一般的、抽象的议论的同时，站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立场上，汲取了其中的人道原则。在马克思的论著中，充满了对剥削阶级“惨无人道”的暴行、对“不顾人道”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的谴责。他还正面表示了对人道原则的赞赏。马克思称赞巴黎公社用“人道精神”对待人，将普鲁士士兵和下级军官放走公社战士评价为“非常人道”。毛泽东提出“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对人道原则做了十分明确的肯定。

马克思认为，人道原则是人类社会必须遵循的一种基本原则。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劳动违背了人性和人道原则，决定了它必然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为人道原则的实现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劳动者觉悟的提高，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丰富，以及按劳分配原则的实行，都属于社会主义人道原则的内容。

马克思强调，我们所说的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指从事现实活动的人。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不论其职业如何、社会地位高低，作为劳动者都应当受到社会的尊重和保护，尊重他们的人格、个性和尊严，反对鄙视劳动人民，反对以强凌弱，反对虐待老人、妇女、儿童和有残疾的人等违反人道主义精神的种种恶劣行径。

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反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观点，但同时认为它提出的许多问题是值得重视和研究的。诸如人的尊严、价值，人权、个性、自由、平等。马克思并不认为这些问题本身只是属于资产阶级，而是把它们纳入自己的视野之中，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科学地加以解决。例如，人的自由、平等，马克思主义要求关心个人的物质利益和文化生活，尊重每个劳动者的劳动及其成果，努力发展生产，采取有力措施，逐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的和文化的需要。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劳动者应当互相同情、关心和爱护，建立起团结、互助和友爱的关系。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是西方学者的一种习惯说法，是他们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起来，把“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对立起来，从而歪曲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手法。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如果没有必要的说明，这个提法就有可能被解释为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两种历史观的相互混合、相互纳入或者相互归结，从而引起理论和思想混乱。西方学者就是利用“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说法加以种种歪曲，从而混淆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原则界限。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2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776、77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列宁全集》第39卷，3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4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列宁全集》第1卷，1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6]同上书，3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