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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从君士坦丁到希拉克略的东罗马帝国306641年（第3页）

税收的减少无疑会削弱罗马国家的财政基础，尤其会切断军事命脉，这是帝国最为主要的一项开销。因此，在5世纪初期西部帝国的统治者已经逐渐无法通过增加收入来维持一支常备军了。

由于蛮族的入侵，加上自身应对乏力，西部帝国的宫廷陷于瘫痪境地，随着5世纪后时间的流逝，它已经变得越来越无足轻重。帝国官员发现，自己不得不与蛮族进行一些交易，这样至少还能有权使用部分军事力量。例如418年，西哥特人被安置在阿基坦（Aquitaine），他们在图卢兹（Toulouse）建立王国。作为回报，他们答应保护这一地区免遭其他蛮族的破坏。这样，西部地区各省的社会上层人士出于政治目的开始汇聚到蛮族领袖的王宫中，而拉韦纳皇宫的势力则逐渐退出视线。到5世纪中期，皇帝有效掌握的地区只剩意大利了。

如果说5世纪对罗马帝国西部省区的政府结构来说是个关键性时期的话，东部的形势则没有发生那么翻天覆地的变化。西哥特人的迁徙加上匈人逐渐向西进行的军事活动意味着，对于君士坦丁堡来说，蛮族问题没有拉韦纳那么紧急。即使如此，东部当局也没有什么办法来阻止匈人入侵巴尔干半岛。阿提拉于453年去世，匈人政权随之土崩瓦解，但他们又不得不允许一大群有潜在危险的东哥特人定居在巴尔干北部，这些人之前是匈人的属民。最终，大批东哥特人于489年被皇帝说服，在其首领狄奥多里克（Theoderic）的率领下挥师西进，从奥多亚克手中夺回意大利。狄奥多尔克在那里建立了新的政权，他在口头上虚情假意地承认帝国的宗主权，但仅此而已。

至关重要的是，5世纪是罗马与波斯关系的缓和时期。这两大帝国都充分意识到它们面临着由欧亚大草原的混乱局面造成的巨大威胁。在这一背景下，合作就成为一种必要的选择。然而，我们也不应过分夸大东部帝国在5、6世纪之交时的实力。东部帝国统治当局无法为西部的防卫做出任何实质性的贡献。从东部帝国现存的法律文献以及埃及的档案文书中可以看出，和西部一样，君士坦丁堡的皇帝也在战争中遭受失败，他们无力阻止贵族庄园的扩张，以及那些庄园主人的逃税行为。君士坦丁堡政治局势时有不稳定，特别是在泽诺皇帝统治时期（474—491年）出现了一系列宫廷阴谋和起义活动。

另有两个因素进一步削弱了帝国的统治权力。首先，从451年的卡尔西顿基督教大公会议（theEicilof）起，东部教会就发现自己陷入了一场基督身份中神人两性关系问题的痛苦争论之中。在该次会议上达成的关于这一关系的定论遭到埃及和叙利亚地区教会领袖的激烈反对。大部分埃及教会人士拒绝接受卡尔西顿神学理论的行为对皇帝权力构成了直接的挑战，为此皇帝想尽各种应对方式，包括有限度地迫害、哄骗以及妥协，但是一切都是徒劳无功的。皇帝阿纳斯塔修斯一世（AnastasiusⅠ）比较同情反卡尔西顿派的倾向激发了亲卡尔西顿派的敌对情绪。这场争论令人非常头疼，同时让所有人精疲力竭。

查士丁尼一世统治早期，对上述每一项威胁帝国统治的挑战都做出有力的回应。他的即位标志着自戴克里先以来罗马统治者最强有力的时代的到来。527—541年，其主要目标集中在彻底重建罗马国家上。查士丁尼一世于527年继承其年迈的舅父查士丁的皇位，成为帝国唯一的奥古斯都。查士丁尼一世和他的舅父一样是位军人，他夺得皇位的首要基础是军队的支持，这就在君士坦丁堡的贵族圈内引发一些猜疑。因此，对于新皇帝来说，他必须要尽快地树立自己的权威。

查士丁尼一世在527—541年间实行的改革应该被看作一个整体。正如他在君士坦丁堡建造的那座穹顶奇观，即圣智教堂（HolyWisdom）或圣索菲亚教堂一样，重新树立皇权具有主宰万物的权威的观念需要依靠一系列涉及众多领域的政策作为支撑，这其中包括了宗教、法律、行省管理、财政政策和皇权观念等。

首先，查士丁尼一世再次重申皇帝对其臣属的宗教生活的控制权。新皇帝于528—529年发布的第一批法令就推出迫害上层社会中的多神教徒残余分子、异端分子和同性恋者的政策。523年，查士丁尼一世第一次千方百计地努力调和教会中卡尔西顿会议支持者与反对者之间的矛盾，试图确立所有人都能接受的神学信仰，并且断然无情地惩戒和放逐那些违抗皇命的主教。与此同时，皇帝希望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试图成为臣民宗教生活中的神学仲裁者。查士丁尼一世比他之前的历代皇帝更为明确地宣称，皇帝和教士的权威都来自同一个神圣的源泉，因此皇帝有责任独自控制教士和基督教会的活动。皇帝的典礼仪式也逐渐变得更具宗教气息，强调皇帝处于神权与世俗权力交汇点这一独一无二的地位。

除了坚定不移地重新在自己臣民的宗教生活中树立皇帝的核心地位之外，皇帝试图再次明确他对世俗政府的控制。528—534年，查士丁尼一世的顾问团队更新并编纂帝国的民法，重塑原有的法律结构，以为现实需要服务。皇帝在罗马传统中有史以来第一次被确立为法律唯一的源泉。正如查士丁尼一世所言，是皇帝“赋予法律以生命”。

在帝国新法律架构出台的同时，查士丁尼一世试图使该法律更为有效地为其臣民服务。535—539年，他向至少17个行省的政府和管理机构颁布法令，以阻止这些总督因接受贵族大地产者的贿赂而贪赃枉法，并确保至关重要的税收收入。正如查士丁尼一世于539年在埃及发布的敕令所言，城市议会议员、大地产者和帝国官员的逃税行为“严重危害了我们国家自身的凝聚力”。

然而，查士丁尼一世及其大臣事实上是在试图恢复旧有的氛围。立法计划虽然是对现实的革新，但这些法律和行省管理上的改革表面上却表现为复古和恢复传统。法律得以恢复往日的荣光，行省管理方面的改变也力图与古代皇帝的规定相吻合。除此之外，查士丁尼一世对帝国东方、北方和西方的入侵之敌采取富有攻击性的策略。在与波斯的关系方面，他遵循先辈皇帝查士丁和阿纳斯塔修斯一世的政策，重修帝国与波斯边境上的许多防御工事。同时，他还在具有至关重要战略地位的外高加索地区扩张帝国的势力，并且积极扶植罗马帝国在波斯侧翼阿拉伯地区的代理人，即加萨尼德（Ghassan）部族的首领。

同时，查士丁尼一世在其统治早期巩固了帝国在巴尔干半岛的势力。他对多瑙河地区的蛮族部落奉行狡猾的种族政策，挑动它们彼此争斗不休。在罗马帝国疆域内，他在巴尔干内地建立了许多城堡、城墙和防御工事，以减少蛮族入侵带来的损失。

在军事方面，东方和北方边境是查士丁尼一世重点关注的地区，几乎在任何时候都不掉以轻心。6世纪30年代，皇帝利用北方汪达尔王国和意大利哥特政权的政治动**，试图恢复罗马人对这些地区的直接统治。从很多方面来看，这是一场投入不大的战争：进攻北非的大约只有1。5万名将士，而在旷日持久的意大利战场，也只投入3万多军队。然而，这些在西部的突袭行动却取得成功。533—534年他夺取北非；在535—553年的战争之后，意大利也被收复。6世纪60年代早期，查士丁尼一世的军队甚至能够在西班牙南部取得立足之地。这些胜利对于恢复帝国在地中海中部和西部世界的政治、意识形态和军事领域的地位起到重要的作用。

然而，从6世纪40年代开始，查士丁尼一世统治的前十四年间那种典型的雄心勃勃、充满自信的情绪开始让位于相对更为悲观的态度。这有几点原因。一些思想守旧的人士，如历史学家普罗柯比和另一位当时的作家吕底亚的约翰（JohntheLydian）觉得恢复罗马帝国往日荣光的代价太大。这两位作家都旗帜鲜明地否定查士丁尼一世内政和财务首席大臣卡帕多西亚的约翰（JohntheCappado）的政策。约翰后来失去皇帝的宠幸，并于541年被放逐，也许就不会令人感到惊奇了。此外，尽管查士丁尼一世对波斯采取更有攻击性的立场，萨珊王朝依然有能力突破帝国的东部防线。540年，波斯国王科斯洛埃斯一世（KhusroesⅠ）从美索不达米亚入侵罗马帝国边界，并洗劫了安条克城——这一事件给普罗柯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作品中记载，当打算通报这场大灾难时，他为此“感到头晕目眩”。

也许最为关键的在于，查士丁尼一世的内政、财政和宗教政策自身也开始面临困境。关于卡尔西顿会议的争端很明显越来越趋于纠结难解。在553年第二次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上，查士丁尼一世的神学家认真制定神学规范，试图满足各派的需要。

然而此时此刻，在卡尔西顿问题上的冲突已经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这些冲突的参与者根本没有兴趣达成教会内部的和解，因为他们认为和解对于他们各自尊崇的前辈英雄是一种不敬之举。

在财政方面，帝国于6世纪40年代遭遇严重的淋巴腺鼠疫的冲击，这场瘟疫始于中非地区，于541年经红海首次传入帝国境内。这场瘟疫很快从埃及传播到君士坦丁堡、巴勒斯坦、叙利亚、小亚细亚、巴尔干半岛、北非和意大利各地。瘟疫的第一波传染及之后的反复肆虐重创了帝国的城市和乡村腹地，许多不同地区的同时代作家都记录了这一事实。普罗柯比就曾记载，当瘟疫传到君士坦丁堡时，每天都夺去上万人的性命。以弗所主教约翰亲眼见到“许多村庄的居民都在瘟疫中全部丧生”。帝国人口可能损失三分之一。这一数字不仅意味着许多人遭受悲惨了的命运，还意味着帝国失去了许多纳税人，而他们正是国家依赖的对象。这场瘟疫暴发之后多年，帝国的金币一再贬值，这是因为统治者试图将有限的资源应用于更广的范围。

与此同时，皇帝努力阻止行省贵族进一步扩张地产，但他遏制大地主庇护与逃税行为的努力均告失败，这进一步减少了对国家至关重要的收入。查士丁尼一世关于行省的一些改革逐渐被颠覆，皇帝及其顾问的某些立法权也慢慢失去效用。

565年，查士丁尼一世去世了。宫廷诗人考利普斯（Corripus）写道：“这个令人敬畏的男人去世了，他很明显地曾经征服过这个世界。在举国哀伤之中，唯有他虔诚的面容看起来喜乐欢欣。”关于查士丁尼一世的记忆，在之后数代皇帝的脑海之中若隐若现，正如他在君士坦丁堡修造的那些伟大建筑一样，长久地统治着这座中世纪的城市。然而，尽管查士丁尼一世的这些建筑是如此宏伟，但是其统治受到瘟疫以及社会、宗教动**的影响，最终是在令人失望的气氛中结束的。查士丁尼一世交给其继任者查士丁二世的是一个疆域更为广阔的国家，然而它却是那么脆弱，并且陷入财政危机之中。

阿瓦尔人在多瑙河以北坐大，使查士丁尼一世“分而治之”的政策越来越趋于无效。为了逃离阿瓦尔人的控制，斯拉夫人和伦巴德人（Lombards）同时进入帝国疆域，他们分别进入巴尔干半岛和意大利。568—572年，意大利半岛大部分地区沦陷了。6世纪80年代，从塞萨洛尼基到雅典的众多巴尔干城市都遭到阿瓦尔人和斯拉夫人的反复洗劫，阿瓦尔人主攻北部平原地区，而斯拉夫人则趁机向南入侵山区、高原和森林地带，并在那里定居。6世纪90年代，莫里斯（Maurice）皇帝在多瑙河沿线及其北方发动一系列成功的战役，尽管这些突袭令人印象深刻，却对拯救该地区别处的形势收效甚微。经济是该时期最主要的问题。588年，军费被缩减25%，这导致帝国东部边境爆发大规模的兵变。

6世纪晚期，与波斯人的战争时断时续。尽管罗马人在阿拉伯地区的势力遭到削弱，帝国在外高加索地区却取得重要的进展，当时莫里斯皇帝利用了针对波斯国王霍尔米兹四世（HormizdⅣ）的政变。他于591年协助萨珊国王之子科斯洛埃斯二世登上皇位，作为回报，他取得大片波斯领土。科斯洛埃斯二世一直希望废除这个条约。十二年后，他终于得到机会。

602年，帝国军队正在多瑙河以北与斯拉夫人作战。莫里斯命令军队在冬天继续战斗。由于他过度节俭，这位皇帝在军队中已经不受欢迎，于是多瑙河地区的部队在一位叫作福卡斯（Phokas）的军官的带领下发动叛乱。大军朝君士坦丁堡进发。602年8月23日，福卡斯被拥立为奥古斯都。几天后，莫里斯及其5个儿子中的至少4个一起遇害。

莫里斯之死和福卡斯的即位将帝国拖入长时间的内战中。一本7世纪的亚美尼亚历史书很好地记录了帝国的重大事件，它描绘出罗马世界各行省的血腥场面。科斯洛埃斯二世打算借此良机夺回他于591年被迫割让的领地。罗马人无力抵抗，这进一步刺激了波斯国王不断膨胀的野心。603年，当罗马军队已明显陷入混乱时，科斯洛埃斯二世攻破罗马边防，占领多个城市与要塞。到609—610年时，波斯人已经抵达幼发拉底河。接下来双方在叙利亚激战。611年，波斯人已推进到安纳托利亚。

波斯人的这些重大胜利使帝国的政治形势更加趋于动**。608年，迦太基总督发动叛乱。609年，他的侄子尼塞塔斯（as）进军埃及并占领亚历山大里亚。610年10月3日，总督之子希拉克略率领一支舰队兵临首都城下。福卡斯的支持者抛弃了他。两天后，福卡斯死于非命，希拉克略则代替他成为皇帝。

到615年时，胆战心惊的君士坦丁堡元老院希望求得和平。他们派出级别很高的使团去面见科斯洛埃斯二世。这位国王被称为“至高无上的皇帝”，而希拉克略则被形容为波斯国王“真正的儿子，他一直渴望能够尽其所能为阁下服务”。元老院愿意承认波斯帝国为罗马的宗主，罗马帝国则称臣纳贡。科斯洛埃斯二世的回应是直截了当的：他囚禁了这些使节，没有丝毫的怜悯。波斯人打算彻底消灭这个自古以来的宿敌。

此时，波斯人已经准备好占领埃及。619年，亚历山大里亚陷落，同年，波斯人似乎已经完全控制这个行省。波斯军队还继续向安纳托利亚推进，兵锋直指君士坦丁堡。622年，波斯人袭击安纳托利亚高原西北部，在那里他们遭遇罗马皇帝领导的抵抗。然而，罗马人在安纳托利亚做出的种种努力因巴尔干半岛出现危机而半途而废，皇帝被迫返回首都。623年，安卡拉城（Ancyra）陷落，波斯海军也多次发动战役并取得成功，进而占领了罗德岛和其他一些岛屿。

波斯人以冷酷无情的态度持续向帝国残存领土施压。希拉克略此时面临生死攸关的抉择。他可以选择坐以待毙，等待波斯人前来进攻，并做些希望甚微的抵抗，最终几乎无望赢得胜利；或者他可以把“谨慎”二字抛到九霄云外，主动与敌人战斗。他选择了后者。615—622年，希拉克略制定一系列危机应对政策，以最大限度地集中资源实施其计划。他将官员的工资和军费减半，并彻底变革政府结构。他没收教堂的黄金饰品和银盘，尽取城市的财富。这些钱被用来在巴尔干半岛向阿瓦尔人纳贡求和，并且对外高加索和被占领地区的基督徒提供支持。他还充分运用宗教宣传，利用人们当时普遍存在的相信天启的情绪，将耶路撒冷的陷落与恐怖的灾难紧密相连。并且同时，皇帝组织“新模范军”——这是一支训练有素的步兵，他们精通游击战术，且为宗教狂热所鼓舞。他清晰地阐明，这是一场对波斯异教徒的圣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