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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大学春秋（第1页）

第十一章　　大学春秋

因为连续三次招生的缘故，这年北大开学很晚，一直到十月底新生才陆续入学完毕。

已经是秋风扫地、黄叶飘零的时候了。北京的四季中，秋天向来最令人舒适。天空遥远空阔，蓝得晶莹纯净，不掺一点杂质。偶尔有几朵白云悠然地飘过，仿佛北京城内那些手托鸟笼、闲闲地逛来逛去的老少爷们。鸽哨在空中扬得很响，余音颤颤，鸽群掠过的巨大阴影在一座座四合院顶急速摇动，视线里便觉得大地波动一般。槐树榆树的叶子都是从下部黄起，一层一层变浅，变绿，仅仅看顶部会以为还在夏天，这就造成了一种奇怪的色彩效果，仿佛是有人着急渲染而成。卖柿子的小贩在北大校门附近排成一个长条，每人面前搭一个木板，把柿子一只一只垒出宝塔的形状，扯开嗓门吆喝：“三子两！两三子！”那柿子有的青绿，有的青黄，有的桔黄，大小相同，色彩各异。青的脆甜，黄的糯软，买主各有各的喜爱。花三个铜子吃上两个，又饱肚又解渴，家境贫困的大学生们常来光顾这些摊子。也有卖山楂冰糖葫芦的，红得透明发亮的冰糖山楂扎起一尺多长，一支一支排列在稻草把子上，那种晶亮的色彩在蓝天下格外诱人。可惜买主不多，这是姑娘媳妇和孩子们喜爱的东西，穿长衫的大学生拿在手里未免可笑，况且不能吃饱肚皮。

如同一尾小鱼滑进了大海，启民在这个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里畅畅快快地游来游去。生活是跟从前完全两样了，便是所看、所听、所说的也都是那么新鲜诱人。启民脱掉他的白帆布西装裤，跟当时北大的绝大部分学生一样穿上一件蓝色大褂，肘弯里夹一本洋装书，成日里在教室、图书馆和公寓之间往返奔波，步履匆匆。

上课了，启民像所有听话的好学生一样，早早就端坐在教室里等候。然而等上五分钟甚至十分钟还不见教员露面。有人不耐烦，起身就走了。也有人在座位下面大声跺脚。启民一声不响，心里却是在替那个教员惭愧。后来教员终于夹了大皮包匆匆进来了，并没有惭愧的意思，甚至连一句道歉的话也没有，转身就在黑板上唰啦唰啦写下这节课该讲的题目。久而久之，启民便也习惯了这种随便。

有些课，事先会发下来崭新的讲义，字迹印得清清楚楚，飘散出浓烈的油墨香味，有些课，自己记笔记，不记也可以，不会有人管。记得过于认真勤奋，反会被别人用不屑的口吻贬为“低能”。有的教员夹一只大皮包上课，站上讲台就把教材、笔记、提纲等等摆出来长长一列，然后一节课有半节课是在往黑板上吭哧吭哧抄下密密麻麻的单词、符号、重点问题及公式，临走拍着沾满白粉的双手，显出一副不负众望的满足。有的教员却是空手而来，空手而去，粉笔碰都不碰，站在讲台上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从宇宙说到人类，从猿人说到生物遗传，两片薄薄的嘴唇活像蜘蛛的嘴巴，源源不断吐出来一串串名词，长得无边无际，把教室的空间尽数填满。

课程当中，除了一些必修的之外，可以自由选修，跨系跨科都行，只要选够学分。因为当时文科教授更加有名，启民出于兴趣也出于好奇，选了好几门文科课程。老同学指着一些人告诉他说：这个穿宽袖大袍拖了辫子的是辜鸿铭——凹眼高鼻，身上有一半洋人血统，号“Thomson”，这是筹安会发起人刘师培；这是孔教会会长陈汉章；这是梁漱溟、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穿“鱼皮鞋子”的是刘半农；手提大皮夹的是钱玄同。学生当中还有罗家伦、康白情、段锡朋……启民睁大眼睛，一个一个仔细望着这些新文化运动中的风云人物，心里便涌出一些庆幸，觉得当初投考北大是做对了，否则怎能有这样的眼福？又觉得这些人也不过是平平常常，外表上并没有什么出类拔萃的地方，能写出那些与众不同的文章，是因为他们处在这个特殊的环境之中，思索得比别人更多罢了。

他勤奋地奔波在教室和图书馆之间，像只小小的蜜蜂，不知劳苦地飞来飞去，这里停停，那里嗅嗅，碰到合他口味的就拼命吮吸。他冷眼观察那些口若悬河、夸夸其谈这个那个主义的同学，觉得他们过于风度昂扬也过于自以为是，倒是白白浪费了这样的读书年华。从童年时代就有的、出于对父亲所从事的政治活动的厌恶，这时候转而变为一种好奇、一种探究未来世界、人类前途的执著和认真，除了功课之外，一切能找到的杂志他都愿意翻翻看看。《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少年中国》，都看得津津有味，且不抱偏见，认为各家之言均有道理。

闲暇的时候，启民喜欢跟同房间的刘仁结伙去中央公园透气。

严寒的北方冬天过去了，启民已经脱掉棉袍换上夹袍。他觉得皮肤微微发胀发痒，像是树木在生长的时候要努力绽开枯萎的表皮一样。头脑从来没有这样清醒过，一切公式定理几乎是过目不忘，本科课程对他来说毫不吃力，他有很多空暇不知道干什么才好。他奇怪自己从什么时候起变得这样聪明强记，小时候他本是笨拙迟钝的孩子。

北京的春天照例风沙弥漫。偶尔不刮风的时候天空便显出少有的晴朗，光亮，柔顺，能够想象到手摸上去时滑软的感觉。成排的街树一片新绿，“吊死鬼儿”用一根长丝从树上长长地垂挂下来，在风中悠悠****。偶尔失手掉下来，在街上蠕动爬行不足片刻，便会被行人车辆碾成一泡绿水。掉得多了，满街都是一摊一摊黄黄绿绿，斑斑斓斓，有点叫人恶心，却也因为是春天的标志而原谅了这肮脏丑陋。孩子们拖在后面的“屁股帘儿”还没有被大人摘掉，满街奔跑的时候，那些破破烂烂的布片就飘扬起来，仿佛北京街头的旗帜。老爷儿们袖着手儿一排排地站在墙根晒太阳，辫子像一根细细的老鼠尾巴拖在背后，面孔哆哆嗦嗦地扬上去，像是在看天看云，又像是什么也没看见。有时候那绿色的“吊死鬼儿”拖了长丝在他们鼻前兀自上下忙碌，他们竟也不为所动，一副平心静气，出神入定的模样。

“你应该经常跟社会接触接触。”走在街上的时候，刘仁这么说他。刘仁比他大几岁，说话行事像他的大哥，平素对他相当关照。

“啊，怎么接触呢？”启民有几分惘然。”要学的东西这么多，还能出去闲逛吗？再说我这个人生性拘束，不善跟生人交往。”

刘仁拍拍他的肩背：“这不是理由，老弟。社会正在大动**大变化之中，你能感觉到吗？欧战快要结束了，目前形势已经很明朗，同盟国必败，协约国必胜，世界眼见得就要走向新的和平、民主和自由。国内呢？虽说军阀混战，政治黑暗，但是新文化运动已经起来了，博爱、自由、平等、牺牲，这个口号的实现不是没有希望。你不是很欣赏‘牺牲’这两个字的吗？何以不把自己投入进去，真的去牺牲牺牲呢？”

“看吧，或许能做点什么。”启民望着刘仁一笑，模棱两可地说。他心里想，博爱平等，要做到这个谈何容易，中国的恶习太深。连父亲这样曾经是革命勇士的人都退避深宅，养花弄草，这社会还有什么希望吗？

说着想着，已经到了中央公园。不算很短的一段落，两个人走起来竟不知不觉似的。

那时候，中央公园几乎是北京大学生的天下，一眼望过去，来来往往全是穿蓝布大褂和白衫黑裙的男女青年。衣着很朴素，夹在腋下的洋装书却是五颜六色的，给这个色彩暗淡的公园点缀了活泼和情趣。大部分的人成群结伙而来，无非是借这块清静地面讨论一些问题。偶尔会看见独处一隅的学生，自顾自抱着一本外文书在念，雷打不动地专心。也有一些来谈恋爱的年轻情侣，却是难得见到他们的身影，鬼知道钻到哪个角角落落去了。

启民和刘仁在公园门口分手，各人去自己喜欢的地方。启民慢慢地踱到来今雨轩，找了一张空着的藤椅坐下来。跑堂的伙计影子一样马上就出现在他旁边，操着拖腔拖调的北京话问他要点什么？他想也没想，就说：“来瓶汽水吧。”

跑堂的很高兴。来这里闲坐的大学生中，舍得掏钱喝瓶汽水的真不是太多。

伙计去拿汽水的当中，卖报的小孩已经趁空插上来了，当天的北京《晨报》、天津《益世报》、上海《民国日报》等等一大摞子堆放在他面前。按规矩，在这里看报并不要掏钱买下，送到你面前，你就随便翻阅，临走拿一个铜子压在报纸上就行，卖报的可以把这些报纸再送给别人去看。一个铜子能看到各地新报，倒是十分经济的办法，有些人单冲着这个也要每天来这里坐上一坐。

翻开时事一栏，今天各大报纸都以显著地位刊登了苏俄和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消息。苏俄为巩固国内形势，集中力量消灭白俄叛军，希望德国能够停止对俄国的进攻。德国则急于摆脱两线作战的局面，增兵西线，对付英、法，也同意与苏俄和解。但是和约的条件相当苛刻，德国要从苏俄割地近二十万平方公里，索取赔款六十亿卢布。苏俄领导人能够横下心来签订这样一个屈辱的和约，是要有相当勇气和眼光的。《晨报》惊呼苏俄领袖雄才大略，舍得丢卒保车。《益世报》则分析说，苏俄领袖绝顶聪明也绝顶狡猾，因为此时欧战局势已经逐渐明朗，美军一旦投入战斗，德国必败无疑，到那时和约内容根本不会兑现，苏俄是用一张空头支票换来自己的喘息和生存。

启民喝完最后一口汽水，把散乱在桌上的报纸收拾好，掏出一个铜子压在上面，起身走出来今雨轩。随意地走到长美轩，看见本校一伙人在那儿争论什么问题，一个个激动得面红耳赤，如同好斗的公鸡抖擞了羽毛似的。再一看，刘仁也在其中。刘仁思想活跃，喜欢找人辩论，标新立异。他自己说，他这人平常脑瓜子不见得十分好使。只有面对一个辩论对手，双方唇枪舌战的时候，他那一脑子细胞才变得万分活跃，机智敏锐，妙语迭出，如同一根利鞭，直要将对方抽得体无完肤才肯罢休。

启民在长美轩外面站了一会儿，听着刘仁滔滔不绝述说现代年轻人应该排除的各种弱点：心理上的——求学目的错误，悲观，感情不专，意志薄弱，情性太深，眼光太浅，猜疑，没有同情心，迷信，自私，虚荣，嫉妒，孤僻；态度上的——没有真正研究同批评的态度，没有受人研究同批评的度量，观望，浮嚣，武断，骄傲，盲从，不诚恳，消极，不反省，不公开；行为上的——破坏，敷衍，矜夸，无意识，罪恶，“各色”。

“你这么说，是把国民的一切弱点都强加在我们自己身上。”一个方面大耳、满脸忠厚模样的学生提出抗议。

立刻有人表态支持刘仁的观点：“怎么？你敢保证这一切弱点在你身上并不存在吗？任何一个人如果敢于认真审视自己的内心世界，就会发现你的自身就是一个罪恶的深渊！你生活在现实社会里，你便不可避免要沾染社会的一切恶习……”

刘仁挥挥手，根本不容别人插嘴，继续刚才的话题，又提出学生应该创造自己的生命，塑出一个全新的自我。要博爱、互助、平等、自觉、革新、精确、自决、实行、奋斗、勇敢、牺牲、持久、诚恳、创造、发展。他一口气说出这么多的名词，毫不需要停顿思考，仿佛这些词儿与生俱来待在他的肚子里，并且排好了队列，只需要像抽丝一般往外提抽一样。仅仅因为这种纯熟流畅，他就已经把在场的学生镇得目瞪口呆。

启民和刘仁回到学校时，天色已近黄昏。两个人干脆在校门外的小面铺里各吃了一碗炸酱面，然后回学生公寓去。

这间宿舍里一共住了三个人，启民和刘仁之外，还有一个文科学哲学的汪东河。此刻门是锁着的，可见他还没有回来。

“恐怕还在图书馆干活儿呢。”刘仁说。

汪东河是工读学生，一边读书，一边帮学校做些杂事，赚取生活费用。这一阵他在李大钊先生的图书馆里找了事做：负责新书登记和编目。对于工读学生来说，这样的事情实在算是美差，活儿轻松干净不说，兼顾着还能把所有刚来的新书看个大概，有想借的好书也能优先借到手。这全是因为刘仁的帮忙。刘仁这人虽说有点好斗，却是生就一副古道热肠，朋友又多，上至校长，下至一年级新生，没有他不认识的。他听说图书馆要找人做杂工，去跟李大钊先生一说，果然就成了。

汪东河自己并不感谢刘仁。这家伙天生脾气古怪，模样阴沉凶险不说，性格也冷漠得出奇，一双细小的眼睛总是戒备地盯着别人，嘴唇终日紧闭，鼻翼下意识地**不停，像是嗅来嗅去的狗。他从来不肯为别人做点什么，别人为他帮了忙，他倒反过来怀疑这人的用心，似乎人家是在他身上有所图报，弄得人相当扫兴。刘仁算是熟知了他的脾性，所以并不计较什么。

同宿舍的三个人中，启民是世家子弟，其父为民国前后赫赫有名的人物；刘仁是湖南人，家中广有资财，只没想到儿子在外面思想激进，开始信仰共产主义；汪东河家在山东，父亲早年去世，母亲苦心经营一个小烟铺，风雨飘摇，朝愁暮食，家境最是贫寒。这样，汪东河身上自卑和自尊两种心理都极度膨胀，对富家子弟怀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敌视，时时怀疑别人会嘲笑他，看不起他，敏感到了神经质的地步。“跟他住一间宿舍，我就总是紧张。”启民有一次这样对刘仁诉苦。

“那是你神经过分脆弱。”刘仁笑着打趣启民。

启民承认是这样。他佩服刘仁的修养，这家伙热情大度到了能够宽容一切。大约刘家的老爷子给儿子取名叫“仁”是有所期待的吧？

进了房间，便闻到一股跟外面空气不同的闷得太久的人味。毛巾脚布胡乱地挂在屋角，桌上地上书架上满是洋装书线装书，乱七八糟。三个人的床铺，只有汪东河**整整齐齐，启民和刘仁都是胡乱把被子往床脚一堆了事。床板本来就窄，床里边又被书本衣服之类杂物占去三分之一，人被挤得可怜巴巴，仿佛成了屋里多余的东西。

“这屋里实在太不像话。也幸亏没有女性光临。”刘仁皱皱眉头，解嘲地说，一边试图去收拾他自己的床铺。这儿摸摸，那儿弄弄，结果只是把被子从床脚挪到床头，依归是胡乱堆成一团。

“在家里谁替你收拾房间？”启民问他。

“当然是女佣。”

“瞧，你自己口口声声宣传劳动至上，自己的床铺都料理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