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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中国儿童文学史前足迹（第1页）

2007年中国儿童文学史前足迹

儿童文学是一个历史概念，在中国不过一百年的历史。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有其深厚的民族文化渊源和优秀的文学传统。在中国，儿童文学萌芽于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初叶，才第一次以一种明显的和独立的文学形式出现于“五四”文坛，而在此前漫长的人类文明长河里，它还处于潜伏和萌芽状态，以文学史的眼光看，叫作史前期。

虽然儿童作为一种活生生的历史存在，他们不仅有吃与穿的基本物质需求，也必然有心理与精神上的饥渴。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文学以及古代文人笔下那些适合儿童听读的文学作品就被儿童自觉与不自觉地据为己有，成为中国儿童文学两条最为鲜活的源头。

一、民间文学是儿童文学的摇篮

民间文学是相对于作家文学而言的。在未有文字之前，就有“不识字的作家”创作的民间口头文学；在有文字之后，民间文学在口头形式之外，又包括对口头文学整理纪录的那一部分书面文学；此后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相互渗透、相互影响，融合发展，又各有自身的运作规律与发展动力。

民间文学是一切文学的源头。就整个文学的发生来说，几乎所有的文学形式都是从民间文学中发展、演化而来的，它是人类最初形态的文学；从个体文学创作来说，它为作家提供创作母题、题材、形式与表现手法上的传承与借鉴，是“萌芽状态的文艺”。因此正如高尔基所言，“语言艺术的开端是在民间文学中”，民间文学不仅是民族文学的宝库，而且还是它的土壤，具有“永久的魅力”，是一切文学的源头。

儿童文学与民间文学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对儿童而言，文学始于其听闻——催眠曲、床头故事、搭配游戏的道白等，甚至现在电视儿童所熟知的广告词曲皆可能被纳入广大的儿童歌谣库。”说“中国儿童文学古已有之““凡是有儿童的地方就有儿童文学”，指的就是流传在儿童口耳之间的民族民间文学，诸如民间歌谣、神话、传说、童话与故事等，这些典型的民间文学就具有鲜明的现代儿童文学的文体特征，在中国文学的发展进程中被自然而稳固地纳入儿童文学这一“自主共和国”，成为事实中的“儿童的”的文学。

（一）民间文学与儿童文学在体裁形式上的渊源关系

从文学形式的发展情况看，儿童文学的基本体裁形式是从民间文学中演化、发展而来的。民间文学最重要的两类形式是歌谣（包括民歌和童谣等韵文作品）与民间故事（包括神话、传说、童话、寓言、故事等散文作品），而歌谣中的童谣与几乎所有的民间故事在长期的口耳相传中，逐渐演进为儿童文学最基本的体裁样式。

1．童谣与儿歌

古代没有儿歌这一概念，儿歌这一类文学作品在古代文献中称为童谣、童子歌、儒歌、儒子歌、婴儿歌、小儿谣、小儿语等。韦昭注《国语·晋语》对“童谣”的解释是：“童，童子，徒歌曰谣。”《汉书·五行志》引周宣王时童谣作“女童谣”，颜师古注：“女童谣，闾里童女为歌谣也。”明代学者杨慎在《丹铅总录》卷二十五中解释说，“童子歌曰童谣，以其出自胸臆，不由人教也。”可见，童谣是指那些传唱于儿童之口、没有乐谱，也不用乐器伴唱的儿童自唱自娱的歌谣，就是今天所说的儿歌。

儿歌一词最早可能见之于清末意大利人韦大利编选的《北京儿歌》（1896），而普遍使用可能在20世纪初的1918年以后，那一年，北京大学设置了“歌谣征集处”，稍后又成立了“歌谣研究会”，出版《歌谣》周刊（1922），对在周刊上发表的童谣冠名为“儿歌”，并作为新兴的儿童文学的基本体裁沿用至今。

童谣源起于民间，在未有文字之前，只能自生自灭，其最初的情形，“大约是由于原始社会的即兴歌”，其中与儿童生活相关的部分就是最初的童谣，有母歌与儿戏之分。“盖儿童学语，先音节而后词意，此童谣所由发生，其在幼稚教育上所以重要，亦正在此……大要分为前后两级，一曰母歌，一曰儿戏。母歌者，儿未能言，母与儿戏，歌以侑之，与后之儿自戏自歌异。”

（1）童谣“荧惑说”

古代文献中记录最早的童谣，是一首在儿童口耳间传唱的《康衢童谣》，见《列子·仲尼》：“立我蒸民，莫不尔及；不识不知，顺帝之则。”传说尧治理天下50年，自己不知道治理如何，问身边左右的人，都摇头不知；问外朝，外朝也说不知，最后他微服私访，来到康衢，听到这首歌颂他贤德的童谣，才知道自己治理国家的情况。

也有人认为“周宣王时童女歌，檿弧箕服，实亡周国，为童谣之起源”。这首歌谣说的是褒姒误国，西周亡于内乱的故事。据说周幽王三年（公元前779年），褒国把美女姒进献给周幽王，为周幽王宠爱，立为皇后，废申后和太子，引起各诸侯国反对。申侯便联合各诸侯国攻周，杀周幽王虏褒姒，西周灭亡。

这首童谣在《史记·周本纪》中作“童女谣”，在《汉书·五行志》中作“女童谣”。传说褒姒是妖怪钻进周宣王的宫女腹中而变形出生的。因宫女“不夫而孕”，“惧而弃之”于路旁，后为一对造箭服的夫妻发现，收养了弃婴，逃到褒国，褒姒便在褒国长大。后来褒国国王又把褒姒作为自己赎罪的礼物献给周幽王。所以，这首童谣的释义为：那卖桑树弓和箕草箭袋的夫妇，就是使周国灭亡的人。

上述两首童谣都不是叙说儿童生活之事，并且如果要从古代典籍中搜寻下去，希望发现反映儿童生活的童谣作品，恐怕也是件难以如愿的事。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封建正统的观念，以为童谣是一种预言，是上天对下界吉凶祸福的预告，即上天让火星降生在人间，变成一个“赤衣小儿”，由他唱出童谣，从而在儿童中间传播开来，预告人间的吉凶祸福，如上述那首《周宣王时童谣》，就是用来预告周国即将灭亡在卖桑木弓、箕草箭袋的人手里。这就是古代著名的童谣“荧惑说”。

童谣荧惑说，最早见于典籍的大概是《三国志·吴书·陆凯传》。吴主孙皓不顾国力民情，耗费巨资，不远数千里之遥，迁都武昌，民不堪其苦，怨声载道，于是左丞相陆凯上疏力谏，陈说利弊，他在引童谣“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上武昌居”之后说，“翼星为变，荧惑作妖，童谣之言，生于天心……足明天意。”至唐初，名相房玄龄等编撰《晋书》时，又始将童谣与阴阳五行学联络上。《晋书·天文志》云：“凡五星盈缩失位，其精降于地为人，岁星降为贵臣，荧惑降为童儿，歌谣游戏，……吉凶之应，随其象告。”又《魏书·崔浩传》：“太史奏荧惑在匏瓜星中，一夜忽然亡失，不知所在，或谓下入危亡之国，将为童谣妖言。”晋干宝《搜神记》卷八、《晋书·五行志》和《宋书·五行志》中还郑重其事地记有三国时荧惑降临吴国为儿童歌谣的所谓事实。所以，周作人分析，“自来书史记录童谣者，率本此意，多列诸五行妖异之中。盖中国视童谣，不以为孺子歌，而以为鬼神凭托，如占卜之言，其来远矣。”有研究者认为，自汉代以降，童谣就被作为封建神学的附庸，一直影响到近代。

为什么对童谣的产生与本质有这种神秘的解释呢？这还得从远古先民的天文崇拜说起。华夏先民因自然力的不可抗拒而产生了畏天、敬天、崇天的观念。这种观念愈深入人心，就愈引起先民对天象观察的重视，他们希望能看懂这浩瀚无比的“天书”，窥知“天意”，于是形成了“占天”的习俗。早在皇帝时期，就有羲和占日、常仪占月、叟区占星的传说。观测天象，进行“占天”被认为是破译“天意”密码的主要途径。天的灵性在于“天书”，而“天书”主要是以“象”即神秘的天文符号构成的。因而先民们“占天”的主要依据即是“天象”，如日之象、月之象、星之象，它是作为一种神秘的天文符号而预示人间吉凶祸福。如罕见的“五星连珠”（金木水火土五星相随）等即为吉兆，日月之蚀、彗星出现等即为凶兆。荧惑星即属后者。“被古人叫作荧惑的火星是一颗引人注目的火红色星球，因其与地球距离不断变化，所以亮度也时明时暗；又因其运行轨道无常，时而顺，时而逆；忽而东，忽而西，故其在众恒星间的视位也不断变化。也许正是因为火星的荧荧如火，亮度常有变化，位置又不固定的错综复杂的运行形态，才使古人大为迷惑，而取其名为‘荧惑’，寓示有一种‘不祥’之意。这也与火星在古天文学的星占术上从来就被视为不祥之星相符合。在人类精神视野里被定格了的‘火星不祥’的意识，就会作为群体精神的财富而代代相传。譬如，《史记》以后的各朝史书天文志、五行志中的关于荧惑不祥的记载就是接力传承的结果。至于‘荧惑说’的真正诞生那又是汉代以后历史与文化的双重选择了。”有学者认为，汉代以降，童谣被作为封建神学的附庸，一直影响到近代。

（2）启蒙读物“小儿语”系列

到了明代中后期，对童谣的记录出现了新的动向。随着商品经济的萌芽与发展，宋元理学受到一定冲击，一部分知识分子的视野扩大了，目力开始移注民间，顺应印刷业的兴盛，开始了对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和出版，这也为童谣的发掘和记录提供了便利，一些表现儿童生活和情感的童谣得到重视，如明代文学家杨慎在《古今风谣》里就收了一些这样的儿歌。比如：“阴凉阴凉过河去，日头日头过山来。”就是冬天儿童晒太阳取暖时唱的歌谣；“雨地雨地，城隍土地；雨若下来，谢了土地。”则是小儿求雨时唱的；甚至还有孩子们游戏时唱的游戏歌：

脚驴斑斑，

脚踏南山。

南山北斗，

养活家狗。

家狗磨面，

三十弓箭。

上马琵琶，

下马琵琶。

驴蹄马蹄，

缩了一只。

明代万历年间，还出现了在我国儿童歌谣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民间儿歌集“小儿语”系列，那就是吕得胜的《小儿语》《女小儿语》（1558）和吕坤的《续小儿语》《演小儿语》（自序于1593年）。吕得胜在《小儿语序》中写道：

儿之有知而能言也，皆有歌谣以遂其乐。群相习，代相传，不知作者所自……夫蒙以养正，有知识时，便是养正时也。是俚语者固无害，胡为乎习哉！余不愧浅末，乃以立身要务，谐以音声，如其鄙俚，使童子乐闻而易晓焉。名曰“小儿语”。是欢呼戏笑之间，莫非理义身心之学。一儿习之，可为诸儿流布；童时习之，可为终身体认，庶几有小补云。

这段话表明作者对儿童歌谣的性质与特点已有了相当科学的认识。首先，突破了一千多年来的“荧惑说”，揭示了童谣与儿童生活、情感需要之间的联系，肯定儿歌是一种供儿童娱乐游戏的文学形式，揭开了封建统治者强加给童谣的神学面纱；其次，肯定了儿歌童谣所具有的教育功能；再次，看到了儿歌作为民间口头文学所具有的口头性、集体性、传承性三大特点。这些见解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对童谣所做出的较为合理的解释。

吕坤深受其父影响，沿用《小儿语》《女小儿语》之体式编成《续小儿语》三卷，又根据他在河南、陕西、山西等地做地方官时搜集的民间儿歌，“借小儿原语而演之”，收儿歌46首，编成《演小儿语》。这可以说是我国第一本真正的民间儿歌集，开创了为教育儿童编创儿童歌谣的先河，它对于中国儿童文学的意义，周作人曾有过恰当的评述：“中国向来缺少为儿童的文学，就是有了一点编纂的著述，也以教训为主，很少艺术的价值。吕新吾的这一卷《演小儿语》，虽然标语也在‘蒙以养正’，但是知道利用儿童的歌词，能够趣味与教训并重，确实不可多得的。”

这里的“趣味与教训并重”的意思近似今天所说的“寓教于乐”，可谓抓住了《演小儿语》的精髓。《演小儿语》的出现，说明儿童歌谣已明确地从民间歌谣中分离出来，从封建神学中解放出来，开始以儿童作为它特定的读者群，向“以儿童为读者的文学”迈进了一大步。

（3）近代儿歌童谣的收集与传播

随着近代儿童教育的提倡与发展，为儿童采集民间童谣的风气日长，陆续出现的童谣集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