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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幼者本位 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理论起点（第1页）

2010年幼者本位：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理论起点

一

给自己的第一本儿童文学理论集取名，我想到“幼者本位”四个字，觉得这四个字最能体现我对儿童和儿童文学的理解。

我与儿童文学的结缘是一系列偶然小事累积而成的必然。

我的童年在安徽桐城一个一贫如洗、民风淳朴的小山村度过，虽然每年三分之二以上的时间缺衣少食，但在夏夜的稻场和冬夜的火堆旁，听了很多很多大人们反反复复说的狐鬼妖魔、神话传说、水浒三国……心里充满无限恐惧、期待、好奇和幻想。

初中时意外得到一本残缺不全的张天翼童话《宝葫芦的秘密》，日思夜梦有一个王葆那样神奇的如意宝葫芦，想要什么就有什么。1978年我考进桐城中学，在文科班是学习尖子。1980年高考时，我标新立异的作文没有得到阅卷老师的欣赏，总分虽然上了全国重点大学线，但没有被中国最东、最南、最西、最北的四所重点大学录取，服从分配被录取到安徽劳动大学（前身为安徽革命大学、安徽五七大学）中文系。村支书在杀猪请客为全村第一个大学生祝贺送行时，动情地要求我大学毕业也不要忘记农家贫苦出身，一定要报答父老乡亲，回乡务农——劳动大学到哪儿都是要种田的。

失意的我提前一周搭乘便车，辗转四天来到皖南宣城东20公里的小山沟叶家湾。这里的安徽劳动大学没有围墙，校园里到处是牛粪羊粪，校舍外满山的树林和满坡的茶园，早晚大喇叭里经常通知：“同学们请注意，校园内发现大灰狼……”当时学校师生正在不断上访，要求将学校搬迁到省城合肥。

在这所原生态的大学校园里，有一座刚刚落成的现代化图书馆，外形酷似人民大会堂，山峦苍松环绕，湖塘相映成趣，让劳大人引以为豪。在这座知识宝库里，我偶然看到了《宝葫芦的秘密》，从图书馆借阅卡片上第一次知道还有“儿童文学”这个类别，于是我按目录索引，将图书馆里所有以“儿童文学”命名和有关的藏书，全部借来看完（这种一扫而光、狼吞虎咽的看书习惯，我一直保留着，无论在浙江师大读研究生，还是在工作中研究一个课题，我都采取打歼灭战的方法，获得充分的资料，这对我开阔视野、占有资源、言必有据十分有用）。孩提时听到的那些稀奇古怪的故事在这里都找到了源头，这是一个充满神奇和童心跳跃的世界，填补了我久已饥渴的心灵，使我享受重返童年的快乐，吸引我进入儿童文学这座神圣的文学殿堂。顺着张天翼这条路，打开儿童文学通道，我很快结识了安徒生、格林、王尔德、普希金的童话，了解到高尔基、盖达尔、马雅可夫斯基、比安基为代表的苏联儿童文学，关注了鲁迅、冰心、张天翼、金近的儿童文学活动，特别是了解到浙江师范大学校长蒋风教授率先在全国招收儿童文学研究生后，我觉得自己第一次发现了“儿童文学的秘密”，发现了一个独立的“儿童文学王国”。

有所发现的我，按捺不住兴奋，冒昧给蒋风教授写信自荐，表达报考儿童文学研究生的心愿。蒋风教授很快回信，鼓励我好好学习，待大学毕业时再报考，同时给我寄来他的《儿童文学概论》。我如饥似渴地读了起来，全盘接受了蒋风教授的观点。这本书和后来五院校合编的《儿童文学概论》、韦苇教授编著的《世界儿童文学史概述》，我都读到可以背诵的程度，从中汲取了丰富的学术营养，它们成为我关于儿童和儿童文学认识，以及儿童文学活动的学术指南。我后来能幸运地成为蒋风教授、韦苇教授共同指导的儿童文学研究生，感到终身荣幸。两位教授不仅是我的学术之父，更是我的事业之父、人生之父。虽然毕业快20年没有回到母校去拜望恩师，但学生没有一刻不在挂念恩师、不在关注恩师的消息。今年蒋风老师86岁高龄，韦苇老师77岁高龄，师父师母相濡以沫，家庭非常和美，身体非常健康，思维非常敏捷，仍在著书立说，这是我最大的幸福和安慰，借此机会祝愿两位老人健康、快乐、幸福，特别要向我的两位师母致敬，她们是两位成功男人后面最伟大的女性。

二

回想追随蒋风、韦苇教授研读儿童文学的求学时光，我感到非常幸福。20年来，在为生活、为工作奔波的同时，我也始终没有忘记导师对于我的教诲与期待。我坚持儿童文学立论基石的“幼者本位”观，就是继承蒋风导师的“儿童本位说”和韦苇导师的“儿童的被发现”。我所有的儿童文学活动也因此可以概括为不断“发现儿童”和坚定鼓吹“幼者本位”（不是照搬“儿童本位”）。我的这本儿童文学文集取名《幼者本位》，也是我交给两位恩师的一份作业，记录了我对儿童问题及儿童文学的不断思考。蒋风导师关于“儿童本位说”的学术主张集中体现在他的儿童文学理论著作《儿童文学概论》和儿童文学史论著作《蒋风儿童文学论文选》里：将儿童文学基本原理和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实践相结合，以“儿童本位说”为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的大厦奠基。

蒋风认为：我国现代儿童文学之所以诞生于“五四”时期，这是历史的遇合，其中儿童观的进步是中国儿童文学走上自觉阶段的最直接原因。以鲁迅、周作人为代表的新的儿童观，其基本内容是：把儿童看作一个独立的人，承认他们的人格，尊重他们的意志和自由，保障他们作为一个“完全的人”应有的各种权利。

韦苇在他的《世界儿童文学史概述》中，有一节标题就是“儿童的被发现”。韦苇认为：虽然自从有了人类那时起，儿童这个生机勃勃的存在就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是儿童并没有被作为一个重要的人生阶段给予精神上、文化上的特殊重视。直到1658年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发表《世界图解》，才表明儿童开始被当作一个独立人生阶段来认识、来对待、来重视。但比较充分、系统地讨论儿童问题，还是在此后100多年，卢梭在《爱弥儿》里第一次出现了值得用大字来书写的话：“要尊重儿童！”随着此后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儿童的地位得到进一步确认，人类文明史发展到这里，已经可以说：儿童被发现了！

“儿童的被发现”这一来自翻译的“被”字句式，内含了丰富的历史积淀和文化意蕴，给现实更多的启示与警醒。正如《不列颠大百科全书》“儿童文学”词条所说：“儿童一旦被认为是独立的，一种适合于他的文学便应运而生。”

三

我曾经认为，“五四”时期儿童本位观的确立，与“五四”运动爆发前三天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来华讲学一年“推销”他的“儿童中心说”有直接的、决定性的关系，因为“‘五四’时期中国凡对儿童及儿童文学感兴趣的人，几乎全接受了杜威的学说”。我很长一段时间，也习惯用“儿童本位”这个词，把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接受美国学者杜威的“儿童中心说”联系在一起。但我越来越怀疑这一结论的科学性，时常质疑杜威的“儿童中心说”对于中国儿童文学自觉的意义究竟有多大。甚至臆测，有没有杜威来华讲学不是很重要，发现儿童、发现儿童文学已经走上了中国“人的发现、女性的发现、儿童的发现”的文明进程，杜威的“儿童中心说”来到中国，应该是顺应中国变革之时势，满足中国文化启蒙之需要，给中国儿童文学之发现，送来一种武器，让批判更有力；添了一把烈火，让破坏更彻底；立了一个标杆，让建设更明确。

诚然，“儿童文学这名称，始于‘五四’时代”，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但中国“儿童的被发现”情形更为复杂，在杜威实用主义的“儿童中心说”之前，至少还有鲁迅接受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进化论学说的“幼者本位”思想，周作人接受美国教育家霍尔儿童学学说的“儿童本位”思想，各种学说竞合交融，从而催生了一个具有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和文学特色的新文学——儿童文学。如果说鲁迅、周作人关于儿童问题的思考更多注重于形而上的思想启蒙的世界观意义，杜威的“儿童中心说”更多具有形而下的操作层面的方法论意义，他们在“收纳新潮，脱离旧俗”（鲁迅）的“五四”思想大解放时代汇聚在一起，形成巨大的理论武器，使中国儿童文学从发生的一刻起，就与世界先进的儿童理念接轨，有较高的理论起点和发展的世界眼光。这是中国儿童文学发生期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

我在2004年写的《百年中国儿童文学》一文开篇，按照自己的臆测，对“‘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发生”做了如下描述：

一百年前，也就是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这是中国历史从古代向现代过渡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国儿童文学从古代“自发的自然状态”走向现代“自觉的文学时代”所不可或缺的转型期。自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批“先进的中国人”，像严复、黄遵宪、梁启超、周树人、周作人、陈独秀、胡适等，在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过程中，将达尔文的进化论作为当时中国文化启蒙的利器，在进化论的视野里发现了代表民族未来与人类希望的“幼小者”——儿童，接受了“后起的生命，总比以前的更有意义，更近完全，因此也更有价值，更可宝贵；前者的生命，应该牺牲于他”（鲁迅）的“幼者本位”思想，反叛的矛头直指千古不变的中国传统的旧道德——“父为子纲”的“长者本位”思想，从儿童观上为中国儿童文学的萌生做了特别重要的思想准备。这一“幼者本位”的进化论思想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人的文学”精神相整合，催生了中国儿童文学。

这里说“百年中国儿童文学”，表明我将中国儿童文学的起始点从“五四”时期前移了近十年，也就是辛亥革命（1911）前后。在这篇文章里，我有意不提杜威“儿童中心说”，而特意强调鲁迅的“幼者本位”思想，就是要尊重中国文学自身发生发展的内在动力。尽管“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倡导和稍后儿童文学理论建设，都以“儿童本位”为理论武器和立论基石；尽管当时的“幼者本位”与“儿童本位”也是相互通用，相互替代，但作为两个不同的概念，传布有先后，接受有浅深，在百年后的今天，还是应该还其固有的不同的思想内涵、学术价值和在中国儿童文学发生学上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