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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乡绅道：“可是那合同构成诈欺行为，可以提起诉讼的呢……”

特·李斯多曼男爵道：“好！让皮罗多去告她一状。要是在都尔打输了，到奥莱昂去上诉；奥莱昂打输了，到巴黎去上诉，反正是稳赢的。”

特·波旁纳先生冷冷的接口道：“倘使要告状，我劝他先辞掉副堂长。”

特·李斯多曼太太道：“咱们去请教律师。应当告就告。迦玛小姐做出那种事来太丢人了，脱罗倍神甫也要受累不浅，他们不能不多少让步一些。”

经过郑重讨论，个个人答应皮罗多神甫将来跟迦玛一帮交起手来，帮助皮罗多。个个人都有一种确切的预感，有一种无法形容的内地人的本能，使他们自然而然把迦玛和脱罗倍两个姓氏连在一起。但所有当时在特·李斯多曼家的人，除开老狐狸，没有一个清清楚楚看出这样一场斗争关系多么重大。特·波旁纳先生把神甫拉在一边，轻轻和他说：

“在场十四个人，过了半个月没有一个会再给你撑腰。那时你要求救的话，恐怕只有我还有胆子回护你，因为我熟悉内地，熟悉人物，熟悉事情，而更有用的是熟悉各方面的利害关系！你所有的朋友，尽管一片好心，叫你走的是一条绝路，没有退步的。让我劝你一句：你要想日子太平，最好放弃副堂长的职位，离开都尔。别说出你往哪儿去，想法当一个远地的本堂神甫[121]，要脱罗倍碰不到你的地方才行。”

“离开都尔？”副堂长惊骇的神气简直无法描写。

要他离开都尔等于要他性命。那岂不是把他立足在世界上的根须一齐斩断了吗？独身的人往往拿习惯代替感情。这种心理使他们不像在世界上过活，而只是从世界上经过；再加上性格软弱，他们就彻头彻尾的受环境控制。因此皮罗多变得像一种植物：搬个地方就不能再无忧无虑的开花结果。树木要存活，必须时时刻刻吸收同样的液汁，根须必须老是埋在原来的泥土之下；同样，皮罗多必须永远在圣·迦西安大堂中奔来奔去，永远在都尔公园里经常散步的地方打转，永远走那几条街，每晚到三份人家去玩韦斯脱或脱里脱拉。

“啊！我没想到这一层。”特·波旁纳先生回答的时候带着怜悯的神气望着神甫。

都尔城中不久都知道，前特·李斯多曼中将的寡妇特·李斯多曼男爵夫人，收留了圣·迦西安大堂的副堂长皮罗多神甫。这件事虽然还有许多人表示怀疑，已经分出了是非曲直，分出了党派，尤其在沙罗蒙小姐第一个大着胆子说出欺诈和告官的话以后。凡是老姑娘总是面皮特别嫩，脾气特别固执；因此迦玛小姐觉得特·李斯多曼太太所取的立场大大的伤害了她。男爵夫人地位高，人品也高；她的风雅的趣味、优美的举动、奉教的虔诚，都是一致公认的事实。男爵夫人收留皮罗多，等于把迦玛小姐说的每一句话都斩钉截铁的驳回了，也等于谴责迦玛的行为，承认副堂长怪怨他从前的房东是对的。

老婆子们判断别人的行为自有她们聪明的眼光和分析的能力；我们必须说明一下这种眼光和能力帮了迦玛小姐多少忙，也得说明迦玛一帮的势力从哪里来的，读者才能了解这个故事。迦玛小姐经常由一声不出的脱罗倍陪着，晚上到四五家人家去玩儿。那些地方大概有十一二个常客，由于趣味相同，地位相仿而结合起来的。其中有一两个老头儿，感染了家里女佣人们的兴趣和多嘴的习惯；还有五六个老姑娘，整天注意着街坊邻舍，以及社会上地位比她们高或是低的人，磨勘他们的说话，追究他们的活动；最后还有好几个老婆子，专门传播人家的丑事，把人家的财产记得清清楚楚，批判别人的作为，预测人家的亲事，说这个不对，那个不好，不管说的是敌人还是朋友，嘴皮都一样刻薄。

那些人全住在城里，分布的方式像植物的毛细管；他们收集每份人家的新闻和秘密，像树叶吸收露水那样不胜饥渴，也像树叶把吸来的水分输送给枝干似的，自动把材料传达给脱罗倍神甫。

人人都需要情绪上有些刺激，那般假仁假义的酸老太婆每天晚上把城里的局势算一笔清账，目光的犀利不亚于十人会议[122]，受着感情唆使而做的间谍工作又很可靠，使她能监视社会。等到弄清楚了一件事情的内幕原因，她们为了顾面子，还吸收本集团的智慧，在各人圈子里提到的时候口气好像只不过是闲谈。这帮口一方面是无所事事，一方面又非常活跃，一方面无声无臭，一方面说话说个不停；你看不见他，他却无所不见。他们的势力表面上好像人微言轻，不足为害，但一朝被重大的利益鼓动起来就很可怕。以性质的严重，对每个人的关系而论，像皮罗多仗着特·李斯多曼太太帮扶，跟脱罗倍神甫和迦玛小姐交手的事，在那个帮口中人的生活圈子里好久没有发生了。

原来迦玛小姐来往的一些人家一向把特·李斯多曼、特·拉·布洛蒂埃、特·维勒诺阿三家看做冤家对头。骨子里那种摩擦无非是小集团思想和小集团的虚荣心作怪，有如耗子窝里的罗马平民与罗马贵族之争，或者像孟德斯鸠提到圣·玛兰共和邦时说的，一杯水里的大风浪；据说在那个共和邦内太容易专权，所以公家的职位任期只有一天[123]。但这种风浪在大众心里掀起的热情，不亚于支配国家大事所需要的热情。认为只有胸怀大志，生活骚乱不宁的人才觉得时间过得飞快，是完全错误的。脱罗倍神甫就和野心家、赌徒、情人的时间过得一样快，一样紧张，一样心事重重，希望与失望的波动一样大起大落。为了暗地里战胜别人，打破难关，克服自己，我们所消耗的精力只有上帝知道。不过我们即使弄不清自己往哪儿去，旅途的辛苦还是感觉得很清楚。假如写历史的人可以把他说的戏[124]暂停片刻，临时当个批评家，请读者看看那些老处女和两位神甫的生活，研究一下毒害他们生命的灾难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那么你们或许会发现，一个人必须具备某些热情，方始能发挥他的长处，使得生活有气魄，天地变得广阔，而万物所共有的自私的本能也不至于爆发出来闯祸了。

特·李斯多曼太太回到城内，并没知道五六天来外边传说她对侄儿的感情有些不清不白的动机，她的好几个朋友已经不得不代她驳斥；这种谣言即使给特·李斯多曼太太听到也只会好笑。她带着皮罗多去见她的律师，律师认为案子并不好办。副堂长的朋友们或者觉得理直气壮的官司不用着急，或者因为不与本人直接相干，懒洋洋的并不上劲，预备拖到他们进城以后再说。迦玛小姐的朋友们却趁此机会先下手，把事情说得对皮罗多神甫十分不利。

特·李斯多曼太太的律师，业务全靠本地一般热心宗教的人照顾。他使特·李斯多曼太太很奇怪，竟劝她不要发动这桩诉讼，谈话结束的当口还声明他绝不承办，因为根据合同，迦玛小姐在法律上并没有错；倘若丢开法律，只讲情理，那么在法官和正派人眼中，皮罗多跟大家过去对他的印象相反，不像一个和平、妥协、宽厚的人；迦玛小姐却是出名的性情和顺，容易相处；当初皮罗多承继夏波罗神甫的家具需要付一笔费用，迦玛小姐帮皮罗多忙，借钱给他，根本不曾要他出收据；并且以皮罗多的年龄与性格来说，也不会不知道内容，不晓得轻重，就贸贸然签文件的；皮罗多的朋友夏波罗在迦玛小姐家住过十二年，脱罗倍住了十五年，皮罗多住了两年就离开，必有他的主意，他自己心里明白；因此向迦玛小姐提出诉讼只显得他忘恩负义……诉讼代理人送客出去，让皮罗多先往楼梯走前几步，把特·李斯多曼太太拉在一边，劝她为安宁起见，千万别卷入漩涡。

当晚牌局未开始之前，特·李斯多曼太太府上的宾客围在壁炉四周；可怜的副堂长心中的焦急，活像皮赛德勒监房[125]中的死囚等待上诉的结果，少不得向朋友们说出律师的结论。

特·波旁纳先生道：“除了进步党的诉讼代理人，我看都尔没有一个讼师肯接受你的案子，除非有心要你败诉；而且我也不劝你冒这个险。”

海军少校嚷道：“啊！太卑鄙了！让我陪神甫去见那个诉讼代理人。”

特·波旁纳先生打断他的话，说道：“那还得等天黑了再去。”

“为什么？”

“我才听说脱罗倍神甫发表了副主教，补前天过世的那一位的缺。”

“我才不怕脱罗倍神甫呢。”

特·波旁纳先生向特·李斯多曼男爵递了一个眼色，要他说话留神，在座有一个州长公署的参议是脱罗倍的朋友；不幸那三十六岁的男爵完全没注意，还接着说：

“倘若脱罗倍神甫是个小人……”

特·波旁纳先生拦着他说：“哎！事情跟脱罗倍神甫全不相干，为什么扯到他身上去呢？……”

男爵道：“皮罗多神甫的家具不是他在动用享受吗？我记得去过夏波罗屋里，看见有两幅贵重的画，比如说值一万法郎吧……难道皮罗多先生在迦玛家住上两年就有心送她一万法郎不成？何况单是书柜家具差不多已经值到这个数目了！”

皮罗多神甫听说他有过这么大的家私，眼睛睁得很大。

男爵逞着意气往下说：“真是岂有此理！巴黎美术馆的前任顾问沙尔蒙先生正在都尔探望岳母。我今晚陪皮罗多先生去请他把两张画估一个价钱；从那边出来再带神甫去找诉讼代理人。”

那次谈话过后两天，打官司的事有了眉目。进步党[126]的诉讼代理人接了皮罗多的案子，对副堂长影响非常不好。反对政府的人和出名不喜欢教士或宗教的人原是两回事，许多人却混为一谈；而当时的反政府派和反教会派的确都利用那件案子来掀风作浪，城里也到处议论纷纷。美术馆的前任顾问把华朗丹的《圣母像》和勒勃仑的《基督像》估作一万一千法郎，两幅画都是极精的作品。至于书柜和哥德式的家具，在巴黎正是越来越走红的东西，按照市价暂定为一万二。顾问先生细细鉴定之下，认为全部家私值到三万。皮罗多欠迦玛小姐的钱为数极微，当然无意送她一笔那么大的款子；在法律上讲，合同的条款应当修改才对，否则老姑娘便是存心诈欺。进步党的诉讼代理人一上手把迦玛小姐告了一状。状纸虽然措辞尖刻，但根据着某些条文，援引了几条最高法院的判例，法理严密，不失为一篇精彩的文字，把老姑娘的罪状数说得清清楚楚。反对政府的人看上了这张诉状，恶意印成三四十份传单在城里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