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顶层设计方案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应该是一脉相承的。但是,三中全会到现在21个月,好多情况发生了变化。人们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改革中遇到的一些新问题,譬如混合所有制的地位问题,完善产权制度与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关系问题,国企反腐败与公司治理问题,“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导致外部开放促内部改革的发展思路问题,都积累了新的认识,需要重新审视。这些,为顶层设计提供了新的视角新的内容。
对于混合所有制改革,三中全会之后半年间,出现一个刮风的状态,制定目标,确定比例,少的占70%,多的占85%,曾经多数公布国企改革意见的省份,都提出混合所有制的目标。混改是手段,不是目标,如果将手段定为目标,就是弄错了。
对于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习近平总书记近期提出了“三个有利于”,即“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要有利于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有利于提高国有经济竞争力,有利于放大国有资本功能”。国企改革目的论的提出,具有重大意义,在实践上有辨别是非、拨乱反正的作用。
所以,对于混改,要重新审视。混合所有制改革从2013年的“积极推动”已经变成今年的“有序实施”。
我一直呼吁,混改是手段不是目的,焦点应该是经营权,是生产力的提高,而不是所有权。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才是改革的本来意义。我觉得,混合所有制改革应该称为混合经济改革,加上“所有制”三个字就复杂化了,重心被转移了。
讨论了一年焦点也没有对准
改革重心不应该在国有企业收哪一块、放哪一块的问题,焦点是经营权的市场化。衡量它的结果,是国有和民营两个优势的结合,通过集成创新,形成最高效益。千万不要把焦点放在所有权方面。我认为讨论了一年,都没有对准焦点。
我要强调的是,混合所有制改革不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头戏”,起码现在不是,过一两年再看。
淡马锡的经验是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开。我们改革的方向是市场化,核心问题是政企分开,焦点是经营权的放开,目的是增强国企活力、竞争力与影响力。淡马锡的经验在这些方面对我们是有启发的。但是,中国有中国的国情,我们不能照搬淡马锡的做法。
我始终强调国企改革的政企分开,需要切两刀,一刀在政府和企业之间,建立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和运营公司,完成政企分离;第二刀是出资人代表和职业经理人之间,使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企业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在切开的同时,考虑结合的问题,其中包括加强党的领导,加强出资人监督,防止国资流失,监管考核等。一个是分开,一个是结合,两者不可偏废;从操作上看,先分开,再结合。就是先切两刀,再搞两结合。
政府的事情是管资本,制定规则、投资预算、派干部(董事监事)、监管、考核,保值增值,现在很多人担心切开后,就变成了三层框架,形成裁判员(政府),教练员(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运动员(央企)的关系。但肯定不是一切了之,政府怎么调控,当市场失灵时,政府怎样发挥作用,这是改革需要回答的。
经营性高管将由市场聘任
央企高管薪酬与效益挂钩,可以使得效益机制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央企高管限薪后,也有利于消除两极分化,调动更多人的积极性,但新政实施半年以来,政策没有及时配套也是事实,这导致业内存在不少担忧的声音。因为配套政策没有出台,很多职业经理人与出资人代表同样被限薪,心里自然滋生埋怨情绪。
国企高管分为两类:一类是出资人代表,包括董事会、监事会成员;一类是职业经理人,包括总经理为代表的经理层。目前,职业经理人都是政府任命。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会实行市场化选聘国企高管中的职业经理人。再一个加速国企中层干部由任命制转化为聘任制,这将是一场触及根本利益的冲击。
可以预见的是,在国企全面限薪的同时,薪酬改革下一步的方向是加大市场化选聘的高管比例,由市场来定身价,真正实现通过薪酬激励留住人才。市场化选聘不是意味着要降薪,而是加薪的合法化、制度化。
肯定是先试点。可以实行内部培养和外部引进相结合的方法,逐步在国企内增加市场化选聘的经理,并制定和完善职业经理人制度。包括经理层成员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自然会包括建立市场化退出机制。力争通过3到5年,绝大部分国企都按照职业经理人制度选聘负责人。我看,全面推行实施的最后时间点是2022年,不宜拖得太久。
到那时,市场化聘任的职业经理人的薪酬会普遍高于董事、监事,甚至高出数倍。现在任命制的干部将面临重新“下海”的选择,特别是国企中年轻的一些干部,将面临走向市场的重新选择。
员工持股确实会提高员工积极性,焕发活力。但现在标准没出来,尤其要强调红线意识。红线没出来,不能随便上马,先试点。
首先,按功能分类,哪些企业外部资本可以持股,国有独资,不可以,市场竞争性的,可以;其次,企业的增量和存量中,增量可以持股,存量暂时不动;第三是持股比例,占百分比,设一条线;第四,管理层、经营层、科技层、基层员工等持股顺序;第五,持股程序化、公开化;第六,谁来监管,监管的权力、责任,包括追责制度。这些红线列出来之后,才能干。如果没有红线,非常容易造成流失。
要遵循国家需要的原则
现在说重组潮,还为时过早。但重组目前出现了一个鲜明的趋势,“一带一路”是强力推手。重组后可以增加国际竞争和话语权,需要把国企做大。其中,装备制造业和交通运输业,更为突出。机车、核电、运输、通讯、建筑等行业,做大做强的需要也更为紧迫。再一个趋势是,国内产业强势企业的合并和产能过剩的企业合并重组。目前,前一趋势更热一些,后一趋势要过一段才能热起来,因为它牵涉到供给结构的整体部署。
国企布局调整与重组,有关部门正在起草文件,作为这次顶层设计的一部分,已经充分重视。可以判断,随着国企改革的步伐加快,“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加快,新一轮国企重组活动是可以预料到的趋势。
我觉得,央企重组应该遵循几个原则:国家需要的原则、企业自愿的原则、市场经济的原则、主业集中的原则、提高效益的原则等。除了像南北车那样出于国际竞争的“合二为一”外,央企重组还要从产业链的角度进行业务整合,整体产能输出,取得国际合作,这样能使国企重组产生更好的效益。
重组不是简单合并做大就好。我觉得可以采取投资经营公司的构架,“统分结合,内外有别”的方针。同领域企业在海外业务方面通过合并打响中国品牌,在国内依旧保持相对独立的市场竞争状态,这种方式将更符合中国新常态下对企业的要求,有利于国企良性发展。如果简单合并非常容易导致垄断现象,影响上下游包括民企的发展,有可能与国企市场化改革的初衷相悖。
(2015年8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