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阁

第七章 圣贤道（第7页）

此事于他们本是双赢，尤其宋濂，知刘伯温已名动新主，定有奇遇，宋濂与刘伯温交往，意在朱元璋。

截流大师说：“奋起一念如倚天长剑，使烦恼魔军逃窜天地。亦如红炉猛火，使霜雪销烁无余。”

此诗妙旨讲人要奋起猛进，不可冷了自己，半死不活，应如“红炉猛火”，销烁积雪。

宋濂本是书生，每天在书房里陶醉，有一天他忽然发觉世道大变，人心已然大坏，他要是这么再坐下去，必然要完蛋。

宋濂于是抛书而出，四觅良友，始知刘伯温实是先知先觉，应对时局绰绰有余，于是宋濂与刘伯温交往甚密，彼此大悦，心中已然决定出仕，只不过要等朱元璋出现罢了。

刘伯温是当世第一奇士，宋濂搭了刘伯温这条船，又有自己的绝学，可谓双保险。

与高人为友，身价必然倍增。

宋濂与刘伯温同时，而经历又不同于刘伯温。元朝时，他不曾做官，一度被任命为翰林院编修而不肯屈就，隐在龙门山著书立说。

后来，民间各地举事，宋濂和刘伯温一起投到朱元璋那里。朱元璋对他正如对刘伯温一样，尊称为“先生”，而不敢呼名叫姓，亦不敢用官职委屈他。宋濂积极人世，胜于坐一辈子冷板凳，而他与刘伯温一段交往，也大有意趣。

绝不同情落后者

无情无义，才能更新天地。

宋濂是个无情之人。在他生活的时代，前半生还是元朝的天下。按常理说，作为大元的子民，无论怎样应有些许合作，但宋濂不然。与其说这是他作为一个汉族知识分子的操守，不如说他为人太冷血。

宋濂绝不同情落后者，元朝已衰败，他根本看不起它，何必与一个没了前途的政权周旋？

这样的决定是痛快的，只有独具慧眼的人才能做出这一重大决策。

憨山大师说：“临崖勒马收缰晚，船到江心补漏迟。”

正是如此，宋濂绝不把有限的精力浪费在“江心补漏”上，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做。

他不同情落后者，看似无情，其实多情。多情人偏为无情之事，为的是真正做出有隋有义的事情来。当时元朝气象衰败，大势去矣。在这样的时世当中，宋濂自然不肯为朝廷卖命。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而识时世者必将成为大人物。于此，识时世大于识时务。

识时务者识小，识时世者识大；识时务者识眼前识时世识眼前更识身后；识时务者不识世，识时世者既识时务而又识时世也！

同为智者而非同道也

不妒不争，人不能伤我。

宋濂只有一个，刘伯温也只有一个。二人同时效命于朱元璋，走的是不同的道路，要是宋濂事事与刘伯温一样，就无出息。因为既然一样，那么朱元璋有刘伯温就可以了，何必再要他宋濂？

宋濂深知此理，事事以刘伯温为尊，绝不在刘伯温面前抢风头。他越是成全刘伯温，越是显出自己的肚量与水平。

《梵网经》说：“恶事向自己，好事兴他人。”就是讲要成全别人，这样才能成全自己。《理趣六波罗蜜多经》说：“离贪嫉者，能净心中贪欲云翳，犹如夜月，众星围绕。”就是讲戒贪戒妒，才能成就一个真正的大人物。

宋濂居家时，于佛理研究极深，如今他处于刘伯温与朱元璋之间，便事事谦让，卑己而尊人，实是晋身荣己的最佳办法。一个人光有志不足以成事，要找到志同道合者，才足以成大事。宋濂深晓此理。在认识时世，而又明白成事之理的情况下，宋濂结识了刘伯温这样的人。

因为刘伯温与宋濂一样，都要做大人物，宋濂与刘伯温一同投到朱元璋的门下。朱元璋手下群雄众多，就缺乏像宋濂、刘伯温这样有见有识的谋臣。

他们可以为朱元璋指点江山，纵谈天下大事，并可以为英雄在战略和战术上都给予帮助。然而宋濂并没有在这方面给予帮助，他同样不随波逐流，他有他的干法。

宋濂让刘伯温去做谋臣，他只做文士，便超然于谋臣之上。

教化胜过权谋

教化是一种大权谋。

宋濂选择一条教化的道路。

从中可见宋濂是多么有眼光。宋濂正是利用尊师重道这种传统观念的传教，以“尊”字为操纵学，来谋图自己的大业。

朱元璋是个农家弟子，又做过和尚，并没有念过几天书，大字不识几个。

宋濂了解到朱元璋不曾读书识字，心中大喜，正好利用这一点来做文章。

教化就是同化，把异己者教育成为同道者，让之为自己服务。

权谋就是排异，排除异己者反而更多地迎来异己者，如此费力劳心，不如教化更讲实效。

权谋让自己敌人增多，教化让自己的敌人变少，权谋让自己势力缩小，教化使之扩大。

操纵时局不如顺应时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