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每个黄昏练习忘记你,却发现黄昏本身就是最漫长的思念——它把天空烧成你眼睛的颜色,把云朵撕成你名字的笔画。原来告别是一场没有终点的日落,而我,永远困在日与夜的交界。]
两年后。
波士顿的春天来得迟,四月初的查尔斯河畔,风里还带着冬末的寒意。张子寻从麻省理工的实验室出来时,天已经全黑了。路灯在河面上投下细碎的、摇晃的光斑,像谁打碎了一河的星星。
他刚刚结束一场持续三十六小时的观测。系外行星大气成分分析,数据量庞大得令人绝望。导师说这个项目至少需要三年,他说好。
三年。足够让一个少年长成男人,足够让一段爱情彻底死去,足够让所有曾经汹涌的情感,沉淀成心底一层薄薄的、坚硬的痂。
手机在口袋里震动。是沈清言的消息:「数据初步分析出来了,有几个异常点需要讨论。明天上午十点?」
沈清言半年前来了麻省理工做访问学者。同一个实验室,同一个导师,甚至同一个研究课题。命运有时喜欢开这种玩笑——把你从一个人身边带走,再把另一个人送到你面前。
他回:「好。」
然后他收起手机,沿着河岸慢慢走。波士顿的夜晚很安静,只有风声和远处偶尔驶过的车声。河对岸,哈佛的钟楼亮着灯,在夜色里像一座发光的纪念碑。
他想起来美国前,陈院士对他说:“子寻,科学需要理性,但人生需要温度。别把自己活成一台只会计算的行星。”
当时他点头,心里却想:如果温度会灼伤人,我宁愿永远冰冷。
两年了。他没回过国,没联系过任何国内的朋友,甚至没再打开过那本黑色笔记本。他把所有精力投进研究,投进数据,投进那些遥远而沉默的星星。
用忙碌杀死思念,用理性埋葬感性。
很有效。他几乎成功了。
直到上周,他在图书馆偶然翻到一本中文杂志——是某个留学生带过来的,已经过期半年。封面上印着一行字:「畅销书作家萧然新作《蝉与雪的距离》上市,首周销量破百万。」
他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然后他翻开杂志,找到了那篇专访。
照片上的萧然变了。长发剪短了,染成了深栗色,穿着简洁的白衬衫,对着镜头微笑。笑容很得体,很职业,眼睛里有一种他从未见过的、坚硬的光芒。
记者问她:“这本书被称为‘青春疼痛文学的巅峰之作’,很多读者说看哭了。您写的时候,也会难过吗?”
她答:“写作就是把伤口剖开,让所有人都看见里面的血和肉。疼是必然的。但疼过了,伤口才会结痂,人才会长大。”
记者又问:“书里有一段话很经典——‘蝉和雪之间隔着的不是季节,而是一整个宇宙。’这是您的爱情观吗?”
她沉默了几秒,然后说:“是我对某些无法逾越的距离的认知。有些东西,注定遥不可及。比如星星,比如过去,比如……某些人。”
专访的最后一页,记者问:“您现在有新的感情生活吗?”
她笑了,笑容很淡:“在写新书。爱情太费时间,我暂时支付不起。”
杂志在张子寻手里微微颤抖。他合上杂志,放回书架,然后走出图书馆。波士顿的阳光很好,刺得他眼睛发疼。
那天晚上,他梦见了西城一中。
梦见香樟树正在落叶,梦见蝉鸣震耳欲聋,梦见一个粉色头发的女孩晕倒在主席台下。他跑过去,抱起她,她的眼睛很亮,像盛满了整个夏天的光。
她说:“张子寻,你会记得我吗?”
他说:“我会的。”
然后梦醒了。波士顿的晨光从窗帘缝隙漏进来,在地板上切出一道苍白的线。他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第一次允许自己想起那些被刻意遗忘的细节——
她笑时右边脸颊的酒窝,她思考时咬笔杆的习惯,她生气时微微蹙起的眉头,她哭时隐忍的、颤抖的肩膀。
原来什么都没忘。
只是不敢想。
此刻,站在查尔斯河畔,张子寻忽然觉得累。一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睡眠无法缓解的累。他停下脚步,靠在栏杆上,看着黑沉沉的河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