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笑了笑:“我第一次去深圳打工时,比你还惨,躲在厕所里哭了半宿。可现在,我在那边开了个小裁缝铺,儿子也上了学。”她顿了顿,“丫头,外头难,但也精彩。只要你不认命,就有出路。”
我望着她朴实的脸,忽然觉得心踏实了许多。
下午三点,列车经停南昌。我下车买了份盒饭,米饭有点夹生,菜是炒土豆丝,咸得发苦。可我还是吃得干干净净。
重新上车后,天色渐暗。车厢里灯光昏黄,有人打牌,有人聊天,还有人蜷在座位上睡觉。我靠在窗边,看着外面飞驰而过的夜景,零星灯火像散落的星子。
我摸出母亲给的照片,轻轻摩挲着。
忽然,对面座位的年轻人开口:“妹子,你去广州?”
我点头。
“巧了,我也去。”他咧嘴一笑,露出一口白牙,“我叫赵志强,在越秀区一家建筑队干活。你是去投亲?还是打工?”
“打工。”我说。
“哪个厂?”
“荔湾区,芳村路那边的纺织厂。”
他眼睛一亮:“哎哟,那离我们工地不远!以后周末可以一起逛逛。”
我笑了笑,没接话。可心里却莫名多了几分安全感。
夜晚十一点,列车抵达广州站。站台上人声鼎沸,广播用粤语和普通话交替播报。我跟着人流下车,拖着行李挤出站口,迎面扑来一股湿热的风,混杂着机油、汗水和远处小吃摊的油烟味。
我站在陌生的城市街头,四顾茫然。
霓虹灯闪烁,高楼隐约可见,远处传来汽笛声和摩托轰鸣。这一切都与我生长的小镇截然不同。
我深吸一口气,掏出周建国信里的地址,拦住一个穿背心的中年男人问路。
他操着浓重口音:“芳村路?坐202路公交,到‘花卉市场’下,步行十分钟。”
我道谢,找到公交站,等了近二十分钟才来车。车上挤得像沙丁鱼罐头,我被夹在两个壮汉中间,背包都被挤变形了。
凌晨十二点十七分,我终于抵达“花卉市场”站。下车后,按着路人指引,七拐八绕,终于在一条窄巷深处找到了那家纺织厂的职工宿舍楼。
楼体老旧,外墙斑驳,楼道里灯光忽明忽灭。我战战兢兢爬上三楼,敲开307的门。
开门的是个五十来岁的女人,短发,圆脸,围裙上沾着面粉。
“你找谁?”她问。
“请问……李桂芬阿姨在吗?我是周建国介绍来的。”
她愣了一下,随即笑了:“我就是。进来吧,饿了吧?我刚蒸了馒头。”
我跟着她进屋,眼泪差点又掉下来。
屋内不大,但整洁温馨。桌上摆着一锅热粥,墙上贴着几张泛黄的奖状,还有个相框,里面是她和一群女工的合影。
“建国那孩子,上个月还来信。”她给我盛了碗粥,“他说会有个叫林小满的姑娘来找我,让我多照应。果然来了。”
我捧着碗,热气熏着眼睛。
“吃完早点休息。”她说,“明天早上七点,我带你去厂里报到。虽然晚了一天,但名额还没补上,应该没问题。”
我用力点头。
那一夜,我躺在她女儿腾出的小床上,听着窗外虫鸣与远处工厂的机器声,久久无法入睡。
我想起父亲的怒吼,母亲的拥抱,陈阿婆的饼,周建国的信,还有建国爸悄悄帮我打听消息的那份情谊。
我知道,这条路不会平坦。南方的夏天闷热潮湿,工厂的机器日夜轰鸣,工资或许微薄,生活或许艰辛。
可我来了。
我林小满,终于走出了那个青石板巷子,站在了这片陌生而滚烫的土地上。
窗外,东方微亮,晨光初现。
新的一天,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