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留昔当时在打包行李,手里拿着那个玻璃瓶——水已经换了无数次,铁丝锈得更厉害,螺丝上的锈迹晕染开,让整瓶水都泛着淡淡的褐色。
“有些东西,”她说,“必须回到原来的土壤才能继续生长。”
她没有回母亲家,而是在城里租了个小公寓。母亲帮了很多忙,但这次没有干涉她的选择。也许这三年多的距离让母亲明白了一些事:有些路,孩子必须自己走,哪怕那是弯路。
安顿下来的第一周,楚留昔没有去找斐拾荒。她整理房间,办理各种手续,重新适应这个她已经有些陌生的城市。北京变了,变得更庞大,更光鲜,但也更割裂——玻璃幕墙的摩天大楼背后,依然藏着破旧的胡同和拥挤的市井。
第二周,她开始打听。没有直接去,而是迂回地——她找到当年斐拾荒工作过的汽修店,假装要修车,跟老师傅闲聊。
“斐拾荒?哦,知道。早自己开店了,在城西那边。‘荒草汽修’,名字挺怪。”老师傅一边检查轮胎一边说,“那丫头能干,就是话少。听说生意还不错。”
“她……一个人吗?”楚留昔小心地问。
老师傅看了她一眼:“是啊,一个人。怎么,你认识她?”
“以前……见过。”楚留昔含糊地说。
她拿到了地址。
又过了一周,楚留昔才鼓起勇气去。她没有提前通知,没有发邮件——三年多的minimalist通信在前一个月突然停止了,斐拾荒没有再回复。楚留昔发了三封邮件,都石沉大海。
也许她改变了主意。也许她有了新生活。也许那场漫长的、跨时差的对话,终究只是两个孤独灵魂的互相慰藉,没有现实的重量。
楚留昔坐上地铁,换乘公交,最后走了一段尘土飞扬的路。这里已经是城市边缘,到处是工地、仓库、汽配城。空气里飘着尾气味和焊接的金属味。
然后她看到了那个招牌——“荒草汽修”。和照片里一样,褪色的字,生锈的铁皮。招牌下那丛野草还在,甚至更茂盛了,蔓延到了人行道上。
楚留昔站在马路对面,没有立刻过去。她的心跳得厉害,手心出汗。
修车行里有人在忙碌。不是斐拾荒,是个年轻男孩,穿着沾满油污的工装,正蹲在地上补胎。门口停着两三辆车等着维修。
她等了半小时。男孩进去又出来,接了个电话,对着里面喊:“荒姐,王老板问那辆宝马什么时候能好!”
里面传来一个声音:“告诉他,下午四点。”
楚留昔的呼吸停止了。那个声音——低沉的,略带沙哑的,和三年前一样,又有些不一样。更稳了,更……沉了。
斐拾荒走了出来。她穿着深蓝色的工装,袖子挽到手肘,手上戴着手套,脸上有些油污。她剪短了头发,几乎贴着头皮,露出清晰的五官轮廓。她瘦了些,但肩膀依然宽阔,站姿依然挺拔。
时间在她身上留下了痕迹,但没有改变本质。她还是那个从荒芜中生长出来的人,沉默,坚实,像一块未经雕琢的矿石。
楚留昔看着她指挥学徒工,看着她检查一辆车的发动机,看着她用沾满油污的手接电话,说话简短而精准。三年了,斐拾荒在她的世界里扎根更深了,把这片荒芜变成了自己的王国。
而楚留昔呢?她穿着从苏黎世带回来的羊绒开衫,站在北京的尘土里,像一个走错片场的演员。
她应该过去。应该说“嗨,我回来了”。应该微笑,应该自然,应该像个老朋友重逢。
但她动弹不得。恐惧攫住了她——恐惧发现这三年只是一场梦,恐惧现实会击碎那个用minimalist邮件构筑的脆弱桥梁,恐惧她们之间依然横亘着无法跨越的鸿沟。
一辆卡车驶过,扬起一片尘土。楚留昔咳嗽起来,转身想走。
“楚留昔?”
声音从身后传来。
她僵住了,慢慢转过身。
斐拾荒站在修车行门口,手套已经摘了,手上还有新鲜的油污。她看着楚留昔,脸上没有表情,但眼睛——那双总是沉静如古井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波动,像投入石子的水面。
“我……”楚留昔开口,声音干涩,“我刚好路过。”
谎话说得如此拙劣,连她自己都想笑。
斐拾荒没有说话,只是看着她。那目光很重,像有物理重量,压在楚留昔肩上。
学徒工探出头:“荒姐,那螺栓我拧不动!”
斐拾荒没有回头:“用加力杆。工具箱第二层。”
然后她向楚留昔走来。一步,两步,穿过满是油污的水泥地,穿过那丛茂盛的野草,穿过三年的时差和七千公里的距离。
她在楚留昔面前停下。很近,楚留昔能闻到她身上机油、汗水和某种熟悉的、像铁锈又像雨的气味。
“你回来了。”斐拾荒说。不是疑问,是陈述。
楚留昔点头:“嗯。”
“还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