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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魂系日月（第9页）

林弥一郎又一次没想到共产党八路军如此宽大仁慈。

日本航空队员走边把飞行装具和武器交了出来，受降就在这平静的气氛中结束了。

林弥一郎航空大队受降后，我军考虑到日本兵爱吃大米，就将所有的大米给他们送去，而八路军吃的却是玉米、高粱米。40多年后，林弥一郎在《我与中国》一书中回忆此事时，他感慨地说：“以前，在新闻片中看到的有关缴械的描述和画面，都是在对方刺刀的威逼下被迫交出武器的，那场面难堪之极。但在这里，我们没有看见一个端着刺刀的八路军战士，我当时最强烈的感受是：第一，一言为定的事情，对方百分之百地守信用，这使我非常感动，我钦佩这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第二，尽量回避使用“解除武装”这个词，而用交出武器，为了不使我们感到难堪和悲哀，甚至为我们考虑了接受武器的方式。他们想得多么周到啊！”

酒后，曾克林要求林弥一郎航空大队回到奉集堡机场看管和维护好飞机，随时听候我军处置。当天，曾克林留林弥一郎等在凤凰城住了一夜。第2天，在他们回去之前，曾克林对林弥一郎说：“这次没有能请大家都来吃饭，所以，给你们准备了点肉，带回去给大家吃。”

肉送来了，是5头牛和50只羊！林弥一郎惊讶得话都说不出来。

林弥一郎心悦诚服地回到了奉集堡机场。

10月中旬，曾克林将日本林弥一郎航空大队受降情况，向东北局书记彭真、东总参谋长伍修权同志报告后，彭真和伍修权接见了林弥一郎和航空队的主要成员，并同林弥一郎谈了话。

伍修权参谋长按照林彪、彭真的指示，开诚布公地讲了我军的俘虏政策，表示准备留用他们为我军协助创办航空学校，等以后有条件时，再送他们回国。林弥一郎在谈话期间，一直盯着伍修权腰间的勃朗宁手枪。他突然提出：“伍将军，你是否能把你带的这支手枪送我作个纪念？”这支手枪是伍修权同志的心爱之物，多年来一直带在身上，伴随他走过2万5千里长征，经历了无数血与火的洗礼，也是一种很有意义的革命纪念物。在一般人看来，将这支手枪送给刚刚放下武器的敌人，似乎不大可能。但是伍修权同志考虑到林弥一郎的用意是在试探我军对他们的信任和诚意如何。伍修权从容地解下手枪，递到林弥一郎手中。这一举动令林弥一郎和在场的日空军第4大队军官们惊喜万分，他们十分激动地表示，愿意按照我们的意图，为建设中国空军效力。

林弥一郎飞行大队共有各式飞机46架及各种器材和配件；有飞行员17人，机械师24人，机械员72人，各类地面保证人员180多人。这是我空军初创时期的一支难已多得的技术力量，林弥一郎航空大队为我空军的腾飞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44年后的1989年4月30日下午，林弥一郎和夫人林清子访问了中国。林弥一郎作为日中友好协会会长受到中顾委常委伍修权同志的接见，在人民大会堂，伍修权同志宴请了林弥一郎。出席宴会的当时的空军司令员王海上将代表伍修权同志，把一枚非常精致的、20厘米见方的空军军徽赠给林弥一郎先生，做为他对中国空军初创时期所做的贡献的回答。王海上将说：“这是只有外国空军司令访华时才能得到的礼品。”林弥一郎激动万分。

6。刘善本驾机起义，毛泽东开门迎将。庆祝晚会上本来准备演《逼上梁山》，因故改演《兄妹开荒》。毛泽东说：“天上开荒，要靠你们这些飞将军喽！”

也许从来就没有哪个政党对天空的追求能比过共产党人的了。用一位老者的话说：共产党人对天空的关注，不仅目光深远，而且还有天空一样博大的胸怀。这对于中国人民空军的早期建设来说，恰如其分。无论是抗日战争时期，还是3年内战时期，许许多多的爱国志士纷纷投奔延安，投奔革命已成为终生理想。

自从红军有了第一辈（缴获来的）飞机后，似乎意味着她的空军开始就“借窝养机（鸡）”，“借机（鸡）下蛋”。从“列宁号”、从“新疆航空队”……我们不难发现这一点。据资料统计，自内战爆发至解放战争结束，国民党空军有57名飞行人员驾驶21架飞机投奔光明。在他们中间，刘善本是领头雁。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蒋介石公开撕毁停战协定。内战一开始，刘善本就驾机起义，飞向延安，真是“一鸣惊人！”蒋介石到死也没弄明白：陕北黄土高原魅力何在？

我们还是听听刘善本自己是怎么说的吧——

“……日本侵略者投降了。我们终于胜利了。我万分兴奋！我想，我们可以和平建设祖国了。”

可他看到的是一幅幅凄惨的景象：全副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士兵像沙丁鱼似地被塞进登陆舰；美国吉普车制造上海血案；上海屋檐下一周冻死500多人；湖南旱灾饿死320多万人，灾民在9千万以上，物价飞涨……刚从苦难中爬出来的祖国，又走进了新的苦难。这是谁的罪过？

刘善本问自己——

当中国人民在前方、在敌后浴血奋战的时候，我们（国民党）这支借抗日为名培养起来的空军，却被送到西北，送到美国，留在卡拉奇体休、训练、闲呆。如今，日本刚刚投降了，我们却被火速调回，这是为什么呢？

刘善本属于许许多多有良知的中国人之一。

他忘不了国民党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的训话：“我们有40个美机械化师，有美国给的几百架作战飞机，3个月内一定可以消灭共产党。”

原来如此！刘善本终于找到了答案。

他听说延安有广播电台。他回忆道——

一天晚上，我独自留在机场的办公室里，打开收音机仔细寻找。不久，听到一个微弱而清晰的声音，女广播员的音调与别的电台迥乎不同。我想，这一定是延安广播电台！一段播送完了，我听到电台的广播呼号。从此，每天晚上，我都关掉屋里的灯，倚在收音机旁，聆听着延安的声音……从这些声音里我听到了许多难得的消息，给了我许多崭新的思想，在我眼前展开了正确的全国形势的图画，展示了祖国前途的远景。

这次共派出7架B—24型飞机。我是作战训练科的飞行参谋，借口需要了解气象情况和各项飞行中的问题，争取参加了飞行。

19日，我说“天气不好，不能飞。”20日，还是“天气不好，不能飞。”事实是我有许多准备工作要做，不能飞。

21日晚，我回到迪斯威路（今名溧阳路）家中，安排了一下。第二天一早就到机场起飞了。7架飞机各飞各的，并不编队。我的副驾驶张受益，大家叫他小受，是炮筒子脾气。其他几个人，机械士唐世耀，通讯士唐玉文都是年轻小伙子，和我也合得来，只有绰号“鬼样子”的领航员李彭秀比较差劲些……为了避免意外，我决定一概不向他们透露。

飞机在昆明装上器材，准备24日早晨飞往成都。我想，如果这次返航中能借机起义，将是收获很多。我设法将“鬼样子”留在了昆明，飞机由我领航。

24日早晨，昆明天阴，我借口询问成都天气，跑到气象台要气象图看。糟糕！陕西、山西、绥远一带正下大雨。好像当头浇了一盆冷水，我楞了好半天，只好走向停机线去。一眼看见“鬼样子”也来了，我没好气地问道：“你怎么也来了？”他说：“我怕出岔子。”“胆小鬼！”我把一肚子气都出在他身上。

其它飞机都起飞了，我也只好起飞。我们把自动驾驶仪调整好，对正成都的航向，飞机平稳地飞行着。这时，我的心情却像白云和海面那样起伏：这趟就这样失败了吗？不，我还得尽最大努力……

我调整了一下无线电罗盘，没有找到延安台。因为美国制的无线电罗盘使用波长范围是在200到1750千周之内，而延安广播电台是短波，不能用，延安机场的导航台又还没有开放……

由于种种原因，刘善本这次起义没有成功。25日晚上，他又重新策划……

6月26日早晨，新津的天空阴沉沉的。刘善本到气象台想探听天气，回答说不知道。于是他找了些地图带上。

吃完早饭，气象员报告说：“昆明的天气来了，可以飞。”刘善本随意问其它地方的天气怎样？回答是还没有接到其它地方天气的报告。刘善本断定西北的坏天气可能已经过去了。

飞机按时起飞了。很快就穿到云上，刘善本先对正了昆明的航向，调整好自动驾驶仪，让飞机平稳飞着。老陈（刘善本的朋友）站在座椅后看他飞行。他便起来了，暗暗拍了一下老陈的肩膀，老陈便跟着他出了驾驶舱，穿过炸弹舱，来到后舱。刘善本用极其严肃的口气说：“老陈，我们前边几个人要飞到延安去反对内战，你老站在前面，他们会怀疑你的。”老陈一听，吓得脸色苍白，一屁股坐在二层甲板上。

刘善本装出一副惊慌的神情，连声说：“糟了，糟了。”

机组人员连忙一齐围上来：“出了什么事？”

刘善本没吱声，一边用脚把小受的手枪踢到自己的座椅下，一边伸手把自动驾驶仪转弯旋钮转动，嘴里说：“先转回成都再说。老李，把无线电罗盘调到新津导航台。”

等老李调到新津导航台后，刘善本故作紧张地低声说：“糟了，后边全是共产党。他们拿着手枪、手榴弹，威胁我一定要把他们送到延安去，否则，同归于尽。”

驾驶舱顿时乱了套。机组人员你一言，我一语。刘善本趁乱哄哄之际，将飞机上的手枪全都卸下了弹夹。然后，他转过身说：“我的朋友也是共产党。事情已经这样了，你们看怎么办？”

大伙沉默着。小受突然从座椅上站起来，大声说：“我去跟他们讲理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