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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蓦然回首（第3页）

1950年10月因王建青身体不适合伞兵条件而调离，陆军第28军参谋长朱云谦任旅长……

苏联顾问团41人，因旅部领导机构是在上海组建的，他们先期到达开封。旅机关到开封后，立即投入了部队的组建工作，主要任务是接收陆续从陆军调来的大批人员，进行体检和编组部队。当时从1、2、3、4野战军和东北、华东、山东军区中的37个军和3个军级单位共抽调来6862人。对体检合格者，采取以某一个军选调来的人员为主编为一个连的原则进行编组。

经过1个月的紧张工作，体检合格者5053人，占调来人员73%，8月底机关和部队按编制基本编组就绪，全旅实编5000余人。党员占73%，战斗英雄、模范、功臣占93%，在陆军直接参加过战斗的占83%……

1950年9月17日，旅在开封营区召开了成立大会。首先组织了阅兵式，接着宣读了华东军区、第3野战军司令员陈毅，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等首长发来的贺电、贺信；第3野战军周骏鸣副参谋长代表中央军委给空军陆战第1旅授军旗并讲了话。旅长王建青代表全旅指战员进行了庄严宣誓……

从此，新中国有了第一支空降兵部队，并将9月17日定为空降兵诞生纪念日。

9月27日，中央军委根据3野副司令员粟裕的建议，经毛主席批准，决定将华东军区军政大学第7总队（即伞兵总队）中的部分人员调归空军陆战第1旅。第7总队是1949年4月15日起义的国民党伞兵第3团改编而成的。从中挑选了30余名干部、350名战士加入第1旅……

在苏军顾问团的帮助下，第1旅开始了伞兵各种技术训练。全旅经过10个月的突击训练，圆满地完成了训练计划。先后多次参加了演习、阅兵任务。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现代化建设中，有了空降兵这个新兵种，它标志着中国空军开始了全面发展的新格局。

历史“热点”镜头追踪之六：

林弥一郎：《我与中国》

战争结束时，我正在沈阳的奉集堡飞机场。这个机场当时驻扎的是一支日本机动性的飞行部队，它担负着使用一种“隼”式战斗机（与B—29进行作战）训练从其他兵种调来的初级将校和学生出身的特别操纵见习官兵的任务。在8月的对苏作战中，他们用炸弹和机枪扫射来对付白城子西南老爷岭方向的苏军机械化部队、战车、装甲车及大批卡车。于8月15日在奉集堡机场迎来了停战，战争结束。

当时，在奉集堡机场，除了我们部队以外，还有飞行大队等其它儿个部队，当时部队的官兵人心浮动，情绪急躁不安，要是不找点事干，就会闹出乱子。因此，他们终日摔跤、打棒球，借此消磨时间，等待着下一次缴械的到来。

可是，一想到缴械，进俘虏营，倒不如朝南走，离祖国近一些，说不定能使部队情绪安定下来。

9月8日傍晚，我把全体人员召集起来征求意见，结果除去有一两个人愿意就地复员外，几乎所有的人都愿意向南转移，都愿意换个环境，摆脱目前的心境。于是，当即决定9月9日早晨出发，立即着手整理行装，做好出发准备。9月9日清晨，部队离开奉集堡向南进发。为了能安全到达目的地，我们规定了严明的纪律，所到村镇秋毫无犯。就这样，我们大约走了20天，其间虽有一起翻车事故，但没有受到来自外部的攻击。事后回忆起这段往事，当时中国国内有苏联红军、国民党、八路军3支队伍，情况相当复杂，而我们虽然行军20天，但没有受到外部的攻击，确实幸运。

当我们来到距离目的地岫岩附近的小山村上汤时，前面有八路军，侧面有苏军，身后有国民党军队，我们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索性安营扎了寨，把人员分散到附近的村落里，静观局势的发展。我在一户农家租到了一间住房，在那里，我思考着下一步该怎么办。

我住的这个村落座落在凤凰城西南面大约5000公尺的山中，夜里常常听到狼群的嗥叫，岂止听到狼嗥？就连老乡的牛、马、猪都被它们刁跑了。我们住的就是这样一个山村。大概是到达上汤的第3天，我接受了八路军当时称东北民主联军派来的使者的访问。

他们共有4、5个人，由八路军21旅姓聂的指导员率领，由凤凰城副县长三桥领路并兼翻译。在非常友好的气氛中，三桥副县长说明了他们的来意：“现在凤凰城里包括难民在内大约有9万多日本人，这些人正处在不安和贫困之中。几天前听说你带着队伍来了，在他们之中引起了极度恐慌。万一发生战斗，势必影响到凤凰城内日本人的安全。这些无生命保障的难民，再也经不住任何打击了。我们为了保护2万日本人的安全，奉劝你们务必和八路军方面和平谈判。”听了三桥的话我回答说：“这次我们从驻地转移的行动，不仅仅是为了我们自己，而且是为了解救包括沈阳在内的日本难民。我这支部队有300来人，我要带领这些有父母、兄弟的人平安地回到日本。我不愿发生战斗，不愿意有一个人受伤，甚至牺牲。请你们相信我们这次行动，只能对你们有好处。不会给你们添麻烦的，请放心。”我先稳住了三桥副县长，然后请他当翻译和聂指导员谈话。很自然，谈话一开始就涉及到缴械的问题。我们携带的武器，有30支步枪和一些从飞机上拆下来的机关枪，不像战斗部队那样每人一支枪。另外，军官们各有一支手枪，其余就是战刀、剑之类的东西了，装备实在是够可怜的了。可是，因为我们这些人都是飞行员装束，所以使附近的居民感到不安。八路军也保持着战斗警惕。聂指导员说：“首先，请你们交出武器，交出了武器，我们就把你们当作朋友，以礼相待。”

聂指导员继续说：“你们投降前在中国境内参加了战争，但是，这不是你们的意愿，日不军国主义分子掌握着实权，他们发动了这场战争，强迫你们当兵，从各家各户拉壮丁，驱赶你们上战场，造成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在他们的命令下，你们参加了战争。战争期间，使你们及你们的家属都蒙受了语言难以表达的灾难，所以，你们和我们一样，也是受害者。过去我们是敌人，现在战争结束了，如果明白了上述道理，很快可以成为朋友。”谈判在这次具有绅士风度的指导员的引导下，进展得很顺利，十分友好。

过去，我们对中国人，对解放军一无所知，我们部队的特殊性，决定了我们部队的活动范围（被限制在机场内），没有直接和中国人接触的机会。明治以来，一直受到皇国中心教育及军国主义分子灌输的蔑视其它民族思想的影响，总认为老子天下第一。可是，和聂指导员的初次接触就感到他温文尔雅，具有绅士风度。当时，我左思右想，不知他的话是真还是假，于是，我立刻召集各部队的负责人来，向他们说明了我们的处境及谈判的内容，“我们现在一动手就会给凤凰城内2万日本人造成恶果，我们当中即使有一个人受伤，这次行动的目的就会化为泡影，出于全面考虑，不如就地接受缴械，以后大家再一路想出路。”所有的人对我的话都表示理解，决定接受八路军的缴械。我们通过三桥把这个决定转达给了聂指导员。

对方回答，“你们和平地接受我方的缴械要求，我们非常高兴。我们将尽可能为你们提供方便。首先，你们分散在山里有很多不便之处，在离这里不远的地方，我们为你们选定了一个条件稍好的宿营地，并且备有粮食，请你把队伍带到那里去，在转移中选择缴械的地点。到时候你们会发现路上有一张6尺长的桌子，你们把飞行器具放在上面就行了。机关炮、手枪、步枪、还有军官的指挥刀，不愿交出来也可以，因为那是各位的心爱之物，士兵如果留着枪、剑有用，也可以不交。我们不要求交出军刀、枪、剑，是对你们的诚意作出的让步。”

第二天，当我们来到指定地点时，果然摆着一张桌子，可是，都不见有一个人来接受我们的武器。以前，在新闻片中看到的有关缴械的描述和画面，都是在对方刺刀的威逼下被迫交出武器的，那场面难堪至极。但在这里，我们没有看见一个端着刺刀的八路军战士。我当时最强烈的感受是：第一，一言为定的事情，对方百分之百地守信用，这使我非常感动，我钦佩这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第二，尽量回避使用“解除武装”这个词，而用交出武器，为了不使我们感到难堪和悲哀，甚至为我们考虑了接受武器的方式，他们想得多么周到啊！

我们又看到和我们有关的一个缴械场面，那是几天以后，凤凰城的八路军干部对我说：“让你们看个热闹。”我不知道又要搞什么名堂。他接着说：“检阅保安队。”所谓保安队相当于日本的警察。在日伪时期，保安队充当日本侵略军的走狗，欺压中国人，推行日本的侵略政策。检阅这些人？我还没来得及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只见伪满洲时代的保安队穿着盛装，佩带军刀、手枪，排两列纵队，乐呵呵地从敞开的城门中走了出来。

可是，就在他们全部进入有土墙围着的街中心广场时，在巨大的城门重新关闭的瞬间，一声炮响，随着枪声，埋伏在四周的八路军战士，突然出现在土墙四周，端着枪，把保安队紧紧地包围在中间。这时，朝天空发射了几颗信号弹，缴械结束了。紧接着大门重又敞开，保安队员退出的时候，军服、军刀、手枪已经被解除了，全部换上了破旧的老百姓衣服，脸上还残留着一丝笑容，一路小跑，消失在街头，庆幸自己拣了条活命。我看了这场面，内心无法理解，中国人解除中国人的武装这样不讲情面，可对待我们这些前几天还是敌人的人却采用那么温和的方式，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以后随着认识的不断提高，我渐渐理解了。保安队身为中国人，却向日本帝国主义卖国求荣，背叛祖国，欺压中国人民，他们是汉奸卖国贼，对这些人要严厉制裁……

解除武装后，我们分散居住在老百姓家里，粮食很快就分配下来了，不是细米，而是带壳的米……后来才知道，我们吃的大米实际上是他们来年春耕用的种子，只是因为我们这些日本人来了，才特意把储存的种子拿出来给我们吃。

我们交出武器后，就被当作朋友看待。日本人爱吃大米，就给我们大米吃，想得多么周到啊！这只有毛泽东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农民才能办到啊！我问中国人都吃些什么？他们说吃的是高粱和玉米，小米是招待客人才能吃到的。

在农民家里散居的几天，可以说是非常自由的。粮食给的很足，没有一个战士歧视我们，而且四周也没有铁丝网。我们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心情很愉快，经常带着行军途中从矿上日本人那里要来的炸药去河边捕鱼，随便得很。这种出乎意料的待遇，反倒使我感到不安。

结果，10名代表搭乘我们去的卡车，来到了凤凰城21旅司令部，我们在一座小学校似的建筑物里，受到了司令部的热情接待。我们被带进一间教室样的房间里，在摆了“冂”字形的桌子上，我第一次见到了这么丰富的中国菜，八路军的干部们微笑着，打着手势请我们入座：“请吧！请吃吧！”可是，我们一行人都没有心思吃饭，我们担心吃完这顿饭，他们会处置我们。看到中国人下了筷子，我们才放下心，壮着胆子吃了起来。一个多月没吃过一顿像样的饭菜了，我们敞开肚皮喝酒，吃菜，饱餐了一顿。我一边吃菜，一边和吴政委攀谈起来。“我们不知道何时才能回到日本，总是这样给你们添麻烦，我们也过意不去，是不是找点适当的工作给我们做，我们能干活，自食其力，修路可以，下井挖煤也行。”吴政委问：“你们究竟是什么部队呢？”我回答：“有飞行员、机械员，还有飞行部队必需的技术人员，人员齐备。”说到这，吴政委和在座的所有中国人都兴奋了起来。

老早以来，八路军、新四军就渴望建立一支空军部队，但是，由于连年的游击战争，无法实现他们的理想，在国内战争，抗日战争中，他们饱受没有空军，被迫在不利条件之下作战之苦。“痛感建立自己空军的必要。”吴政委和干部们的脸上露出惊喜的情绪：“好，我知道了，立刻向上级报告，现在先饱饱地吃一顿。”接着是一阵热烈的劝酒劝菜。当天晚上，我们在特为我们准备好的床铺上睡了一觉。第2天早上，当我们准备回去的时候，前来送行的人说：“没有能请大家都来吃饭，所以给你们准备了点肉，望带回去给大伙吃。”我嘴上说：“这太感谢了。”心里却在想，顶多就是几斤猪肉、牛肉罢了。可到外边一看，我惊呆了，见到足有一吨以上的大种牛3头，母牛1头，小牛1头，一共5头牛，后面还跟着一群羊，是50只。“全部带回去吧！”我又想错了，踏遍天涯海角，哪能找得到这样的军队？我曾经儿次把这个故事讲给别人听，可是听的人总是惊讶的望着我，认为我在吹牛，对我的故事半信半疑，然而，这的确是历史事实。请缴械的敌人吃饭，还赠送那么多土特产，确实是我们想不到的事情，我们无法理解他们。当时，无论是解放军，还是民众，生活富裕吗？回答是否定的。长年的抗日战争，艰难困苦，现在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是，内战还在继续，殖民主义者仍在疯狂的掠夺，中国人民仍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互相看了看，于心不忍。

朴素的服装，简陋的装备，对于残暴，他们表现出绅士风度；对于粗暴无礼，他们表现出彬彬有礼，和日军相比，有着天壤之别。为了在回国之前找到一条谋生的道路，想和八路军商量个办法，也可以说是认识的一种表现吧！

过了一两天后，几名战士乘车来到我们驻地，“请跟我们来一下，有事同你们商量。”这回没有人再有顾虑了。抱着期待的心情，我们10个人又一起来到了凤凰城21旅司令部。“带你们去总司令部，总司令想和你们谈谈。”政委预先透露了点意思：“我们一直想有一支空军部队，可是一直没能实现，原因就是打仗顾不了。这回机会来了，一定要建立一支空军，请你们协助，希望你们能把技术传授给我们。当然，这期间我们会保证你们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待回国的条件成熟时，我们会欢送你们回国的。现在立即护送你们去总司令部，请一起来吧！”听了这话，我心情很复杂。为了日军的胜利而学习、训练成的技术，成了谋生的手段，甚至还要提供给八路军。我们在一个班的护送下，上了一列特别准备的列车，有节车厢是专门为我们准备的。我们10个人坐在中间，战士们分别坐在车厢两头。刚上车，就发生了一场纠纷。经班长的耐心说服，才平息下来。原来是其它车厢的中国人向八路军提出抗议，班长再三解释，人群才回去。过后，翻译给我们解释说：“中国人看到佩带军刀、肩章的日本军人和八路军有说有笑地坐在一起，很不满意，才把班长围住，质问了一顿。班长说：‘这些人原来是敌人，现在已经交出了武器，我们就不必再把他们当成敌人了。现在我奉命护送他们去总司令部，要保证他们的安全。’。经过解释，人们才离去。”

在总司令部接见我们的是东北民主联军政委彭真和参谋长伍修权。我们被带到他们面前，谈话的内容和刚才吴政委说的差不多，“请你们协助我们”。我避免正面回答，为什么呢？无论是战前还是战后，我作为长辈，被大家推为领导，这样重大的事情，必须听取每个人的意见。“我要问问大伙，如果同意的是多数，我就答应；如果不到半数，我很难从命。我这就回去征求每个人的意见，而且你们提出的条件也太简单了。为了能使他们动心，我感到最低限度也要具备这些条件。”接着我谈了几个具体条件：第一，对于我们不能是俘虏待遇，必须保证我们有研究、工作和严格要求学生的权力。第二，为了保证我们的体力、精力、及充分休息，必须保证尊重我们的伙食、浴池、睡眠等生活习惯。驾驶飞机，维护、修理、检查等技术的传授，不是容易学会的，半年、一年是不行的，这是个相当长的工作，因此，对带家属的人要提供生活条件，对提出结婚的人要予以承认，等等。这些条件提出后，对方欣然同意。然后我说，等回去商量之后再作答复，就告辞了。

……

伍修权参谋长现在还健在，1977年5月我接受中国的邀请访问北京时，伍先生身居拥有几百万军队的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的要职，承蒙中日友协的关照，伍先生得知我在北京，就说：“他既然来了，我们就一起吃顿饭，叙叙旧。”特此为我举行了一次宴会。那是5月2日傍晚，伍先生说：“今天不谈公事，这是家庭气氛的宴会，我把夫人，女儿都带来了，请不必客气。”我第一次吃这么丰盛的烤鸭宴，伍先生，伍夫人、女儿，还有几位官员列席，久别重逢，心情格外激动。

席间，伍先生问：“怎么样？当年我给你的印象和现在有什么不同吗？”于是，彼此畅谈别后的心情。“当时，我把自己腰间的手枪抽出来放在你手里，我至今还记得清楚，你和你的300名部下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非常感谢，永远不会忘记！今天，我们又见面了，我希望把今天作为一个转机，希望你为中日友好事业再次发挥作用。”仅仅一面之交，他还记得这么清楚，30年过去了，像老朋友一样热情地款待我。通过这几件事，不是可以清楚地了解中国人的性格吗？

从那以后的几年时间里，我对中国的年轻战士，中等干部进行了驾驶飞机的基本训练。中国人民共和国政府于1949年10月1日正式宣告成立。到这时，我们已经培养出一百几十名飞行员了。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和很多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苏联派来了大批顾问、教员和工程技术人员，送来了大批飞机及器材。空军建立起来了，一批航校建立起来了，和由我们这些日本人、日本飞机、美国飞机混编的第7航校一起开始了成批地迅速地培养飞行员和技术人员的工作。初期培养出的一百几十名飞行员，又接受了苏联顾问、教员和苏制喷气机的作战训练，建立了第一支空军部队。在恶劣的条件下培养出的飞行员中，有很多优秀人才。在朝鲜战争中，这些经验不足、技术不熟练的战士，接二连三地击落了具有高超技术、经验丰富的美国空军飞行员，不仅震惊了美国，全世界也为之瞩目。

起初，我们对什么都不满意，原因是意识形态不同。在日本军队里，士兵如果敬礼不规范，就要遭毒打，可他们不一样，无论上级下级，在政治上完全平等，教员有缺点也要受批评，校长做错了事也同样会受到批评这在我们来说，是无法想象的。刚开始时，我们按照日本人的习惯，要求他们先敬礼报告：“我飞科目，要上飞机。”然后再上飞机，如果敬礼不规范，我们就命令他们下来重新做一遍。他们明知道这是日本人的习惯，却表现高度的忍耐性，非常尊重我们的习惯。

能和这些优秀人物在一起共事，我感到非常高兴，他们使我们学会了从更广的角度看待自己和社会。1958年8月回国之后，直到今天已经二、三十年了。“中国好啊！”这是我对中国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