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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蓦然回首（第2页）

器材短缺，飞机陈旧，加上女学员的生理、心理特点，女飞行员面临着比男飞行员更大的困难。在地上想着到天上飞，上了天不一会就头晕脑胀。她们对汽油味敏感，却偏将汽油洒到手帕上；和男同志一道跑步、打篮球……“男人能做到的，我们妇女也一定要做到！”正是在这种信念的驱使下，她们仅用7个月，平均每人飞行77小时44分，全部飞上了蓝天。方中英政委、杨扶真副团长不知费尽了多少心血！

王坚这位要强的“蓝天倩女”，当她正值飞行成熟的时候，“文革”的风暴袭击了她和全家。她和爱人是当时飞行部队里有名的“蓝天情侣”，俩人比翼齐飞，却突然一道命令下来，俩人手握“停飞”的指令，含泪离开了朝夕相处的飞机和患难与共的姐妹，接着是挨批斗、下放劳动，好端端的一个家庭妻离子散。直到1972年，王坚及其爱人才得以团聚——在天津劳动的丈夫，在四川寄养的儿子和在北京劳动的她相拥而泣。

但是她重返蓝天的愿望却终没实现。1979年，王坚转业回到了家乡广州。蓝天留下了她未尽的梦想。

王坚深沉地回忆着往事。眼圈渐渐红润而模糊。她说：“这些都过去了，我的经历再惨也没有许多老前辈那样惨。值得骄傲的是，自己曾做为新中国的第一批女飞行员，先后两次受到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亲身受到党的关怀，这就已经足够了。”

沿着这条闪光的航迹，我追踪到另一位女飞行员伍竹迪。他曾担任过飞行大队的副大队长，航校教材科副科长，离休前是航行调度教员。伍竹迪至今还记得：她为了飞行，产后40天就把孩子送到奶奶家，直到孩子5岁时随奶奶来队看她，可她还没来得及和女儿亲热一番，就驾机飞向了抗洪抢险的华北上空。几天后，当她完成空投物资的任务回来，小女儿竟撅着小嘴不理她。现在，她的女儿已经30多岁了，伍竹迪已过花甲之年。后悔吗？不！因为她们把自己的爱献给了蓝天。

还有武秀梅，这位来自河南农村的姑娘，她同姐妹们一起飞行，后来成为姐妹们中的佼佼者。她是幸运的。是“文革”中唯一一位没受到冲击的一个。她先在北京西郊机场飞行，后又调到北京空军独立大队飞行，退休前担任飞行团的参谋长，副师职待遇。她那神采飞扬的大照片经常出现在报利上。现在，她的身边有一儿一女相随左右，安度晚年。

在那页不平凡的历史上，有一页日本飞行教官和女飞行员之间的故事。令人难忘。1993年10月16日，这个故事又续上了新的内容。当年的日本教官长谷川正作为中日友好协会常务理事访华时，同当年受训于他的女飞行员秦桂芳相遇了，这激动人心的一幕，勾起了女飞行员们的回忆。

长谷川正眼眉上的伤疤，最初引起秦桂芳的憎恶，她怀疑长谷川正是在战场上屠杀我国人民时被游击队打伤的，故而怠慢他。一次，秦桂芳驾机降落，她看到白旗没向教官报告便落了地，长谷立即勒令她停飞。又一次在飞行中，空中改平后，秦桂芳松了油门，险些出了大事，长谷气得大喊：“你的骄傲自满的，停飞！”之后，长谷找到小秦，告诉了他眼眉上的伤疤是在一次飞行中不慎而造成的。笼罩在秦桂芳心头的迷雾消失了，秦桂芳刻苦训练，成为班员第一个放单飞的女飞行员。长谷川正临回国时，送给秦桂芳一副象征长寿吉祥的乌龟画，寄托了长谷教官的美好祝愿。40年后，俩人相逢，秦桂芳回赠长谷的也是两只玉雕乌龟，这礼物的含义，又岂止是长寿吉祥呢！

第一代女飞行员们创造了新中国航空史上崭新的一页，她们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使命，是她们，为新中国的第二代、第三代……女飞行员们开辟了航天之路！

蓝天上，有妇女立起的一座丰碑！

历史“热点”镜头追踪之四：

夏伯勋：我军第一个歼击机中队

1948年4月，我们成立了第一个歼击机中队，这个中队辖于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一大队。当时我在老航校飞行乙班任指导员。不久，我们奔赴黑龙江汤原机场组织飞行训练。

汤原机场位于汤原以南10余公里的一个平坦开阔的场地上，净空条件很好。可惜机场跑道被苏联红军撤退时彻底破坏了，跑道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爆炸坑。在当时的条件下，要修复使用是办不到的，因此，我们只好利用机场侧面保险道的草地训练。

当时使用的飞机，有6架日制“隼”式歼击机，9架“99”式袭击机，2架二式高练和4架“99”高练机，这些飞机都是日本投降后缴过来的。由于飞机的许多零件被附近的群众卸走了，所以飞机根本上不了天。后来，经过深入做工作，才把这些零部件从群众手里搬了回来。当时飞机器材十分紧缺，装修时，零件配不齐的飞机，只好采取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拆掉其它飞机上的零部件来拼凑。如有的“隼”式歼击机没有螺旋桨，就把“99”式袭击机上的螺旋桨拆下来代替。这样，不要说对飞机的履历不知晓，就连飞机的现实性能和特点也心中无数，只能边飞行边摸索。

飞机上没有无线电设备，飞行时全靠摆“T”字布和旗语指挥。每一个课目在地面讲清楚后，由飞行员自己去执行；编队飞行时，则靠规定信号来统一行动。机场也没有气象保障设备，只能凭经验观察本场气象情况来组织飞行。飞长途课目时，有时本场气象条件变坏了，也没有办法及时通知飞行员返航。1948年8月的一天，我带李宪刚同志长途飞行，飞到本场时突然遇到暴风雨，机场上“T”字布摆出禁止落地的“十”字标记。于是我们只好飞到依东机场着陆，翌日才飞回本场。

拼凑起来的飞机，这样或那样的毛病很多，驾驶这种飞机，没有敢于探险的胆量是不行的。如有的飞机换了发动机后，震动比原来大，滑油温度比规定的也高一些；有的飞机由于老旧，表面不光滑，飞行时速变小了，但我们都照常飞。还有的飞机仪表不准，有的罗盘甚至误差几十度，航行时主要靠地图地物对照着飞。当时连航行地图都没有，使用的普通挂图又不准确，地形地貌显示不清楚，这就大大增加了飞行的困难。如果遇到天气不好，看不清地形地貌，很容易偏航。有一回我到东安修理厂去接回一架“99”高练机，飞回途中遇到了恶劣天气，在绕开云层飞行时，因为罗盘误差大而不知所在点的位置，产生了迷航。当我在迷航点转了两圈后，发现右前方有一条五六百米长、30来米宽的“跑道”，四旁是一丈来高的高粱，我决定先降落，问明位置后再飞。着陆后一问老百姓，才知道已经偏航到佳木斯东面40公里的双鸭山了。弄清了所在点的位置后，我经过校正，起飞复航，最终才飞到了目的地。

飞机内也没有降落伞，座舱里的座垫是棉垫和草垫垒起来的，如果飞机发生了意外，只有同飞机共命运了。当时，大家没有更多的考虑这些危险，巴不得天天飞行，多飞几个起落；有的同志一天飞不上，就急得哭。

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扼杀人民空军，到处派飞机侦察、袭击，汤原机场也经常遭到轰炸、扫射。有一回，中队组织飞行，我当指挥员，吕黎平同志驾“99”高练作训练飞行，突然敌机来袭击，我们马上采取防空措施，吕黎平同志迅速着陆、关车，人刚离开座舱不远，敌机就俯冲扫射，把座舱打了几个眼，机尾中弹后着了火。为了安全，为了多飞，我们摸索敌机来往的规律，避开敌机可能来袭击的时间，抓紧飞行训练。我们每天天亮前两、三小时就起床，到机场后，飞行员和机械员共同准备飞机。从机窝到起飞线，因滑行道是碎石的不能开车滑行，只能用人力推，推好一架飞机，需要20分钟左右。再加上给飞机加汽油、滑油和检查等，准备时间需要2个小时。当天朦朦亮时，飞机就起飞了，一直飞到上午8点，上午10点到下午1、2点这段时间，往往要防空，要把飞机推到机窝伪装起来，估计敌机来不了后再接着飞行，到天快黑时才收场，在场时间通常有10几个小时。飞行结束后，为防止飞机意外着火，还要把机内汽油、滑油放尽，再作一次检查，然后才把飞机推进机窝。

在汤原飞行，生活条件很艰苦，吃的住的都很差。机场附近原有的一些房屋在我们到来之前，早已被群众夷为平地。因此，我们只好住在机场附近一个叫民主屯的村子里的老百姓家里。睡的是简陋的上炕，一个土坑上挤着5、6个人，互相之间有些影响也顾不上了。这个村子远离机场几公里，上机场主要靠步行，来回要走1个多小时。当时中队仅有的一辆汽车，经常忙于运输飞机用的油料和器材，只有在车子没有其它任务时，我们进退场才能坐一坐。吃的方面虽然设有“空勤灶”，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很难搞好。蔬菜主要是土豆，还有白菜、萝卜，不要说吃牛奶、鸡蛋，每人每周能吃上几两肉就很满足了。主食是高粱米，白面大米很难吃上一顿。医疗卫生条件也很差，中队没有医生，只有一个卫生员，医药十分缺乏，小病还可以顶过去，遇上大病，就得坐一昼夜的火车，赶往东安校卫生队去看了。

1948年11月初，沈阳解放。随着形势的变化，我们歼击机中队也在不断发展。1949年初，训练基地由汤原转移到长春东南面60公里处的公主岭机场。机场条件也改善了，飞机也增加了，有了好几架美制P—51战斗轰炸机。飞行员也增加了，除了原有的人员外，还增加了邹炎、郑刚、徐振东等6名2期学员和我地下党党员邢海帆、赵大海以及国民党起义人员杨培光、严磊、谭汉州等人，总共25人左右。训练器材和物资生活条件也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

30多年过去了，每当想起第一个歼击机中队战斗生活的日日夜夜，总是叫人难以忘怀。当时，客观条件实在很艰苦，但没有人嫌弃。大家心中燃着一团火，只有一个念头，就是一定要好好学本领，争取早日上前线参战，为死难的兄弟姐妹报仇雪恨，为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出力……

历史“热点”镜头追踪之五：

丁钊：第一支空降兵部队的诞生

1949年8月1日，中央派刘亚楼率王弼、吕黎平等人赴莫斯科，与苏联有关方面商谈帮助我国建立空军的问题。

8月18日，刘亚楼电示中央：“为准备攻占台湾，伞兵登陆对海上登陆作战可能发生大的作用，建议军委组织伞兵。如果可以，则准备向苏联同志提出订购运输机和降落伞，并请其派顾问和教员。”

中央于次日复电：“原则上同意组织伞兵，但请向苏联同志征询下列各项意见：（1）伞兵条件如何？（2）据我们所知，国民党也曾有过伞兵的组织和指挥，但从未使用过。我们有人民条件，有游击战争经验，自与他们不同，但伞兵登陆或者有海上登陆的配合，或者有适当的群众及地形条件进行近距离的扰乱，这样需要多少人方能担任上述任务？（3）苏联空军负责同志对我们组织伞兵的意见如何？我们的条件是否具备？”

刘亚楼遵照中央指示，与苏联空军负责同志进行了蹉商。同年11月，中央经过认真研究，由政务院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亲自为中央起草组建空降兵部队的决定。1950年2月15日，向苏联政府聘请顾问41名，订购降落伞300具，为空降兵部队的组建创造了条件。

1950年4月17日，中央军委正式发布命令，抽调人员组建空降兵部队。根据空降兵处于敌后独立作战，必具英勇顽强、机动灵活的特点，要求从各军区、野战军抽调一批战斗英雄和模范的班、排干部组建空降兵。5月27日又电告各部：如确难按条件抽调，其不足者，可以一、二等功臣补充，如仍不足时，则按政治可靠、身体健康、战斗勇敢、表现好等条件，从战士中补选。空降兵部队领导机构的组建，要从有指挥作战经验的步兵师团营领导干部中选调。中央军委组建空降兵的决心，给我们参与组建工作的同志增强了信心和力量。同年7月17日，中央军委确定部队番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陆战第1旅。

万事起头难。筹备组建空降兵部队困难很多，工作千头万绪，除大力选调干部、抽调兵员和筹措物资等项工作外，首先抓了两方面的工作：

一是确定编制。组织多大规模的空降兵部队，怎么个编法？我军没有经验，当时只能向苏联空军学习。经空军领导机关同苏联顾问团研究，参照苏军建设空降兵的经验，考虑到我军的实际情况，本着敌后空降、小分队、配合正面部队作战的基本指导思想，确定旅机关设司令部、政治部、炮兵司令部、供给处、技术处、医务处等机构；作战营和保障分队，设狙击1、2、3、4营，1个迫击炮营，1个战防炮营，1个坦克营以及通信、侦察、高射机枪、工兵、运输、卫生等直属连队，全旅共编3884人。因组编空降兵我军无先例，无经验，这个编制基本上是照搬苏军的，某些职务名称也是沿用苏军的……

二是选择基地。空军领导认为，根据当时空降兵部队只有一个旅，除了主要担负解放台湾任务外，还要应付国内各个方向突发事件等情况，训练基地选在中原地区比较合适。为此，空军副司令员常乾坤带领苏联顾问于1950年5月5日，赴开封、新乡、安阳等地进行实地勘察，5月9日向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写出报告，认为开封、郑州两地可作为空降兵训练基地。聂代总长5月23日批示：同意。随后，中央军委电令中南军区，责成河南省军区将开封机场附近原日本兵营和郑州机场附近之房屋全部腾出交空军陆战旅使用。河南省军区接到命令后迅速行动，很快把房屋腾出。旅组建后，由于开封一地能容纳全部人员，故未进驻郑州机场，营区场地开阔，营房面积有数万平方米，离机场1。5公里，并有直通公路。训练基地位于开封东南，距城1。5公里。机场南面有面积很大的平坦沙荒地，可供跳伞着陆，是一个比较理想的训练基地。

空军陆战第1旅的旅部领导机构，是中央军委责成第3野战军组建的。军委于1950年7月发布命令，任命：

陆军第26军77师师长王建青为旅长；

陆军第20军58师参谋长方铭为副旅长；

陆军第31军91师副政委丁钊为副政委；

陆军第21军63师政治部主任林震为政治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