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悟之五——以出世之精神,做入世之事业(1)
弱者之所弱,就在于具有这种性格的人时起处于一种肤浅的生活状态之中,因此,他们看到的都是别人的成功,最后在自己脚下,剩下的就是一个个失败的人生之坑。
脚踏实地,求真务实,不要好高骛远,才是君子入世之本。
学出世与入世之奇人
中国人谈论中国的哲学思想,总喜欢用出世与入世来划分,比如说儒家思想就是入世的,老庄玄说就是出世的。其实不完全,中国哲学精神,是出世与入世的结合。
那么,什么是出世?什么又是入世呢?
在这里我们所说的出世入世,通俗的来讲:“出世”就是看破红尘,远离喧嚣的尘世。不过多的与身边的人和事来往;“入世”则正好相反,是指很深的融入这个纷繁的社会,并为了某种目的努力的争取。
佛法真理,本不可说,出世入世,亦是假名。姑方便说,都归一心。究竟何心是出世,何心是入世?当知真心为出世,妄心为入世。出世是佛法,入世是世法。出世是空,入世是有。出世是法身,入世是报身。出世是真,入世是妄,然真妄丕一,离开入世,亦无出世。故六祖云离世无菩提。
如果说天下大治、有道了,孔子是不是就和桀溺一样,归隐于山林,偶尔遇到子路这样的人来问路呢?可惜孔老先生终身看不到他理想中的大同世界,逝者如斯了。理由还是出在《论语》中:“‘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我与点同。’”这段论语说得是孔子叫他的弟子说说他们的志向,其实是在变向说自己的志向,让后人知道他言志不过其所居之位,天理流行,随处充满。这样就很有一点道家无为的味道了。所以如果可以,孔子其实很想游于方外,隐于林翳之间,博学于文的。
入世可经天纬地,出世可“与天地精神独往来”,不为穷困所忧,不为闻达而喜,不论穷困还是闻达,均无所累,常得率性而为。历史上的诸多能臣实际上是游走于出世于入世之间。以出世的姿态入世,帮助君王立下赫赫功劳后潇洒隐退,不求显达于诸侯。因为他们明白.功成后的最佳人生选择是什么。
很多的哲学家,提出很多的想法,这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百花齐放,百家齐鸣”,为人们传道释义解惑。人们,尤其是士,按照这些哲学指导他们的人生实践,同时不知不觉地验证了这些哲学的正确与否,补充和发扬光大的这些哲学思想。到后来,实践验证掉了许多含金量不够的哲学,只余下几种。尤其是这两种:儒家思想与老庄思想。前者提倡入世,后者建议出世。中国最初千来年的思想历史,一言以蔽之,就是这两种思想不断打架的过程。
打来打去,儒家思想占上风了。刚开始,不太顺利。秦始皇“焚书坑儒”,使“入世”思想元气大伤。但很快就卷土重来,汉代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第一个转折点。那么,入世思想到底是说些什么?“士之仕,犹如农夫之耕也。”说是知识分子做官,就好象农民要种地一样理所当然。“士之失位,犹诸侯之失国家也”,这话更致命了。单就“仕”的字形构造,就是“人”与“士”组成,儒家说:士不可以不弘毅天下,任重而道远。可谓斩钉截铁的誓言。再看看老庄怎么说:与造物者游,与造物者为人。
这样,到三国,出了个曹操,他也是个极端入世主义者,但有点叛逆,他提出:唯才是举。这与所谓的“入世”的纲常礼章相背离,似乎因此看到入世思想的发扬光大,但稍欲即失。
元末明初的刘基,在中国历史上应称得上是一位奇人。在改朝换代之际大有作为,刘基则为明朝铺设了一条开国之路。
关于他的传说十分丰富多彩,什么能掐会算,什么呼风唤雨,简直有些像《水浒传》里梁山好汉的军师公孙胜,至于冒他的名而出的风水堪舆之作以及预测祸福的《推背图》之类,更加比比皆是。如果剥去这些虚幻迷离的色彩,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我们可以看出,刘基是一位学者、军事家、政治家和独立特行的智达之士。
有一首民谣唱到:“神机妙算刘伯温,算不到:大明天子坐龙廷,文武功臣命归阴。”
“其实”刘基还是算到了。这倒不是刘基真的有神机妙算的本领,而是因为刘基本来就不是那种汲汲于名利的人。人,只有保持那么一点超脱,灵性才会澄明。
刘基在明朝的开国中立有三件大功:一是指出正确的政治方向,即摆脱韩林儿而自树一帜,以收揽人心,威服天下;二是制定了正确的战略方针,即先攻陈友谅,后灭张士诚;三是在各个战役中屡出奇计。难能可贵的是,开国以后,他能坚持自己的一贯主张,要求“以仁治天下”。朱元璋在登基之后面对满目疮痍的世界感到一片茫然,不知所措,就向刘基请教,刘基说:“生民之道,在于宽仁。”对于吏治的腐败,他深恶痛绝,建议朱元璋严加治理。他还仍然保持着刚正不阿的性格,对于文臣之首的李善长,他也毫不通融,不顾李善长的求情和威胁,毅然以御史中丞的身份杀死了李善长的亲信、贪污犯李彬,引起了朝野震动。后来,他敌不住李善长的百计陷害,干脆回家闲居。
刘基可算是历史上有着清醒进退意识的奇人之一了,他想着功成即身退,奈何还是结局有点不如其所想,历史上这类兼有出世与入世思想的奇人为数不少。
要说中国历史上的最早的奇人当数武王伐纣时的姜子牙了。姜子牙自己知道自己有很大的本领,但时运不来,他也无可奈何,于是就耐。等待。他可谓事事不顺心,即使做点小买卖,老天也与他作对。一次,他借了点钱买了点面到街上去卖,没想到一阵风把面全吹跑了,弄得他血本无归。但他没有灰心,在等待时来运转,他在渭水边上钓鱼,用的是直钩,所以一条鱼也钧不到,他老婆来送饭,见他用直钩钓鱼,不禁大怒,就把鱼钩弯过来,趁他吃饭的功夫就钓了许多。姜太公见了,反把那些鱼都放到水里,并对老婆说:“我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一切都要顺其自然,岂可勉强。”后来,连老婆都跟他离婚了,他还是在等待。一直到了八十岁,周公才来到渭水边,请他出山。周公亲带车马,在他的身边一站就是半天,姜子牙终于被周公的态度所打动,出山帮助武王伐纣。
据说姜子牙不仅智谋超人,还道术精深,既能出智画计,又能掐会算,甚至可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在武王伐纣的过程中立下了大功,后被封于齐,在当时,齐地是膏腴之地,鱼米之乡,又是最为经济发达的“开发区”,其享禄之厚,为百官之首。姜子牙也被尊称为太公,可谓福寿双全。
秦末汉初的张良也算是一位奇人,他奇有四处:一是散尽家财,誓为韩国报仇,寻访刺客,刺秦王。虽未成功,但其勇烈刚毅,不能不叫人啧啧称奇。其二是他得遇奇缘,学得兵法。据说张良遇到一位老人,那老人让张良把掉在地上的鞋子给他穿上,张良照办了,老人就约他黎明在某地相会,授以兵法。张良连去两次,老人都先他而到,老人给他最后一次机会,于是,张良干脆从晚上等到黎明,根本就不回去,总算使老人满意了。老人觉得他品德甚佳,才质不凡,就授他兵法,张良从此就
成为一位卓越的军事家了。这个“张良纳履”的故事,直到现在还被常常拿来教育儿童尊敬老人。其三是他屡出奇计,助刘邦脱困危、胜项羽,成为西汉的开国功臣。其四是能功成身退,不贪名利,既躲过了刘邦、吕雉对功臣的诛戮之祸,又免去了像萧何那样的屈身之辱,只是洁身远引。钻研兵法,恰像清溪湍湍,避世而流,隐于山中。
这隐字,本也无奇,先代人都隐过,姜子牙那根钓鱼杆不也钓来了周文王?可六朝知识分子把它“丰富”了,扩大了它的外延,变成了假隐。明是想做官,却归隐山林,隐到名声大出,然后等朝庭八抬大轿来“招安”。
李白,大概属这种人。他一生游离于仕与隐之间,后代没有谁会说李白应该去做官,但李白便往这一路去,其实他那个朝代的哪个士,不往仕这条路去?因为中国传统社会中,儒家思想是最为推崇的经世致用的人生哲学,所以,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一个不想做官的。还可以为了做官,不要他的学业。倒不是说做官是光宗耀祖之荣光之事,那仅是一个方面,中国知识分子独呈他们“治国平天下”的特性,却又在中国封建王朝体制下一愁莫展。
到了清末,一代名臣曾国藩将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的嫁接关系,揉合得天衣无缝,发挥得淋漓尽致,也因为他,从此以后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全都聪明了。《水窗春呓》言曾国藩一生三变:在京为官,以程朱为依归;至出而办理团练军务,又变为申韩,尝自称欲著<挺经>,言其刚也。第三变地中止丁忧守制重出山之后,转向体会“知雄守雌”、“持盈守泰”的黄老意境。可以说,曾国藩更了得,他比前代任一读书人都懂出世与入世到底是一种怎么样的关系,到底应持怎样一种出世与入世的关系,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个人的才力。他有句话可做为今之知识分子的座右铭:“吾以禹、墨为体,老、庄为用,以荀子之道自克,以庄子之道自怡。”看似截然对立的入世与出世思想,到了曾国藩眼里和手中,融汇贯通了,成为做人的大学问。
处于当代的我们想要有一个良好的做学问环境,就需要我们自己去改变环境,面对现实。有相当一部分人是走夹缝里求生存的路子,显然不通,是个别才能的事。很多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是依附于别人身上,没有自己的声音,或者仅仅是在唱假声。应该说,今天的社会环境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但是,现实与理想的不统一与距离依然存在,这就决定了我们肩负的重大责任,还不到潜心于学问的时候,而是到了必须融入社会的时候。
所以说,隐居山林不足为奇,奇的是在经世济时中偏能显出出其奇人选士的本色。政坛上的奇人逸士,“兼济”与“独善”兼得,现在想来,犹令人向往不已。
心静,才得以静乾坤
老子讲道:“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说的是修身的原则、方法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