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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习近平国资改革反暴利的深层含意（第1页）

§三、习近平“国资改革反暴利”的深层含意

——国企改革历史教训与混合经济“防暴利”研究

【焦点追问】

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代表团参加两会时，当代表谈到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时，习近平总书记说，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基本政策已明确，关键是细则，成败也在细则。要吸取过去国企改革经验和教训，不能在一片改革声浪中把国有资产变成谋取暴利的机会。改革关键是公开透明。

1。如何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认识政治腐败与分利集团勾结寻取暴利的历史教训？

2。我国国企改革的国有资产流失的教训？

3。世界其它国家把国有资产变成谋取暴利的机会的教训？

4。研究混合经济“防暴利”问题，对于认识和推动国企改革，为何意义极其重大？

5。国企改革“防暴利”问题从何着手？

【直面解读】

国际上改革分利集团获取暴利触目惊心

从20世纪80年代撒切尔推进国有企业私有化以来，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有把国有资产变为谋取暴利的教训，最为突出的是俄罗斯。

1991年底，苏联解体，俄罗斯联邦独立。一大堆半死不活的企业，外加1万亿卢布内债、1200亿美元外债，让新总统叶利钦坐卧不安。叶利钦认为，50年代以来的改革，零打碎敲、修修补补，白白断送了苏联的前程。痛定思痛，俄罗斯要避免重蹈覆辙，应该大刀阔斧，进行深刻变革。此时，年仅35岁的盖达尔投其所好，炮制了一套激进的经济改革方案，叶利钦破格将其提拔为政府总理。1992年初，一场以休克疗法为模式的改革，在俄罗斯联邦全面铺开。

休克疗法的重头戏，是放开物价和财政、货币“双紧”政策，紧接着是国有企业大规模私有化。在盖达尔政府看来，改革之所以险象环生，危机重重，主要在于国有企业不是市场主体，竞争机制不起作用，国有企业改革，最省事的办法莫过于私有化，企业成了个人的，岂有办不好之理？为了加快私有化进度，政府最初采取的办法是无偿赠送。俄罗斯的国有财产总值1。5万亿卢布，刚好人口是1。5亿，以前财产是大家的，现在分到个人，也要童叟无欺，人人有份。于是每个俄罗斯人领到一张1万卢布的私有化证券，可以凭证自由购股。可是，到私有化正式启动，已是1992年10月，时过境迁，此时的1万卢布，只够买一双高档皮鞋。此计不成，又生一计。既然送不成，那就低价卖。结果，大批国有企业落入特权阶层和暴发户手中。

俄罗斯的分利集团在经济改革中起了消极作用。在前苏联时期“分利集团”便已形成，有的是行业型（如军工、能源集团、银行、铁路系统），有的是地区型，还有的是由中央机关干部与地方领导人组成的庞大的贪污网络（例如通过操纵棉花的生产、加工、贸易而大获其利的利益集团）。于是，在俄国的权贵资本主义化过程中，原来隐蔽着的“分利集团”摇身一变就转化为公开的寡头金融工业集团。著名学者麦德维杰夫指出：“无论在政权机关中，还是在俄罗斯的大亨中，目前占大多数的是那些80年代与党政机关、经济机关有密切关系的人。”俄罗斯的新闻媒体也直言不讳地说，俄国的暴发户中，61%的人是靠将国有企业化为私有而致富的，而十分之九的私有企业老板是过去的社会主义企业领导人。在这种情况下，工厂被以很低的价格卖给了厂长，而“银行家”们的大多数银行都是靠政府资金建立起来的。

俄罗斯把休克疗法当作灵丹妙药，本想一步到位，创造体制转轨的奇迹。可是南美小国玻利维亚的治疗方案，到了欧洲大国俄罗斯，却是药不对症。玻利维亚原来搞的就是市场经济，国有企业少，经济总量也不大，加上有西方大国帮衬，靠市场机制来熨平通胀，容易取得成功。这些条件，俄罗斯一样也不占，却偏要一口吃个胖子，政府来个大撒把，大搞市场自发调节，满以为播下的是龙种，可到头来收获的却是跳蚤。1992年12月，盖达尔政府解散，俄罗斯的休克疗法也随即宣告失败。

政治腐败与获利集团互相勾结获取暴利

当叶利钦在与议会的斗争中占据上风后，实现了权威主义式的相对稳定的统治。但与此同时，他也从一个“闯将”逐渐变成了守成的政客，其政策与行事的价值取向逐渐为既得利益取向所替代。在这一过程中，权威主义下的转型经济为权贵资本主义提供了最好的土壤。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俄国建立的不是利伯维尔场经济体制，而是“半犯罪特性的寡头统治，这种体制在原苏联时期就已基本形成。在苏共垮台后，它只不过改换了门庭，就像蛇蜕皮一样”。

俄罗斯学者认为：那些金融工业寡头选择的是“官僚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官员并不非法占有国营企业的资本，而是在国营部门内部非法利用所有这一切”；“金融官僚资本并非私有制，而是由私人管理的国家所有制”，这些资本由于国家的民主程度不够而被官僚控制并用以谋私。由此可见，形成寡头的必要条件并非私有化过份了，而是公开化不够，民主化不够。

这一时期的苏联，政治腐败导致权贵“分利集团”的兴起，而权贵“分利集团”的强大又进一步导致政府的无能与腐化。这种情况到普京时期才有了根本的改变，不过，也应当承认，是叶利钦时期完成了政治制度的根本变革，实现了国家的政治民主化，否则普京时期的“政治光明”是无法出现的。

“俄罗斯谋取暴利现象”还包括“分封化”与“犯罪化”两种趋势。

“分封化”主要是指把原来的国有财产通过不那么明确的非法、但也不怎么合法的灰色方式，暗暗地转让给那些最有权势的寡头们。例如，俄罗斯政府要求由银行或银行主持的投资基金来接管庞大的国有企业，但这些银行家和投资基金的主管们并没有什么资产，于是政府特许这些人成立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让他们通过发行债券股票等方式，象征性地对政府付极少的一点钱，用“空手道”就接管了国有企业的资产。

“分封化”的另一表现是，政府把原材料的开采经营权和出口贸易权让给一些权势集团来垄断，这些人则把用俄国自然资源换来的外汇存在国外占为己有。像这种通过出口转移出去的国有资产，据比较保守的估计每年在250亿美元左右，从1991年到1999年至少已经有近2000亿美元流出境外，而同期俄国吸引来的外国投资总额还不及这个大出血数字的十分之一。

对俄国经济的“犯罪化”，观察家们的评价是：“在这个世界上，大概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俄国一样，有组织的犯罪和大型工商业相互渗透重叠到这种程度，以致于经常无法分清楚，犯罪行为到何处止，合法正当的生意从何处始。”俄国的国民经济整体有40%以上被控制在黑道手里，而在几个行业（比如银行界、房地产界和消费品市场）里，黑道更是不容争议的“龙头老大”。

终其原因，罪魁还是极权体制带来的腐败。首先，那些最有权势的寡头们大多是苏联时期掌握资源和国有资产的部门的官员，很多是中央委员。苏联解体的初期，他们利用原有计划体制崩溃、新的市场制度尚未建立起来的间歇，摇身一变就将“国有”资产化为私有，成为大企业主和财团寡头。这样的结果更加说明苏联长期实行的所谓的“公有制”、“全民所有制”的虚伪，因为如果这些财富真的属于全民，能如此轻易地就为极少数人攫为己有吗？其次，“分封化”的原因之一是政府把原材料的开采经营权和出口贸易权让给一些权势集团来垄断，这一切只有在政府完全掌控资源的前提下才能做到，政府完全掌控资源则是标榜“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极权体制的基本特征之一。

再看中国，中国虽然没有出现“俄罗斯现象”，但中国政商同盟式腐败和“犯罪化”并不比俄国逊色。有人曾按每年一万亿统计，如果类似俄罗斯的大规模官员暴利化，恐怕这个数字在中国要翻番。

产权交易是暴利流入官员手中的机会

目前，急速推行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将为现有权力者提供把国资转化为暴利的机会。我们要用公开化、透明化来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把这种获取暴利的黑幕揭开，认识这种获取暴利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