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在时,我心中只是有一种隐隐的慌乱,尚且因为有事可干而被强行压制;当他离开,这种极端焦躁的情绪便被瞬间放大。
我不知道这种焦虑感从何而来,只知道它让我坐立不安,并因为这种未知而感到极大的恐惧。
“小姐,”Lotte走过来,“现在要准备晚饭吗?”
“什么?”
“已经五点半了,小姐。您准备吃晚餐吗?还是再等一会儿?”
我抬头看向客厅的钟表,一瞬间——我明白了。
我就像巴甫洛夫的狗,已经被驯化好了生物钟,因为等待着铃声响起而忐忑不已。
我是如此习惯于舒伦堡每天下午六点的准时拜访,甚至忽视掉我的情感深处对他所代表的权力深深的恐惧和高超的审讯技术的畏怯。
“我现在不吃晚饭,”我说,“我要上街逛逛。”
“小姐?”
“你跟我一起去。你给我打伞。现在去找个司机。”
Lotte站在原地不动。我以为她不肯听我的话,正要发火,又听她说租不到车。
“你难道没有租车公司的电话?”
Lotte面露难色:“小姐……可能需要一些证件……”
“算了,”我说,“那步行吧。”
“小姐,这不合适——”
“没什么不合适的,”我打断她,“那个男的身上一股汗味,一看就是挤公共交通来的。我真受不了,你让Greta把门窗都打开通风,跟我出去逛一个小时再回来——但是,别把蚊子这种东西给我放进来。”
“小姐,您可以先上二楼……”
“我说了我受不了,你听见了吗?我宁可出去走路,我也不要在这个房子里面待!里希特找了一个什么人来?以为读过几年书就足够了吗?一看就是乡下人出身!”
虽然实际上我的家庭可能还不如季羡林,但我这么说的主要目的在于为自己一定要出门找个合适的借口,避开六点。我受不了待在这个房子里,就像一只等待主人喂食的蠢猫。
Lotte死活不让,我真不明白,德国人把我安排在蒂尔加滕附近,难道不是为了引蛇出洞吗?现在蛇有可疑的动作,难道不应该放任她爬出来捉吗?为什么要把蛇堵回洞里。如果是担心蛇跑掉——我也说得很明确了,我是要租车出行,方向盘并不在我的手里。德国人究竟在怕什么呢?
我最终还是妥协了,在Greta进行清洁的时候坐在院子里。因为我知道,如果Lotte坚决不同意,警卫也不会放行的——那个在里面穿着褐衫的男人,我注意到他并不是我之前见到的那一个人。我不清楚轮班制度,也不清楚是否在我看不见的地方还有人在看着我。所以我只能暂且选择忍耐。
六点,他来了。
尽管凌晨五点的时候也来过。
“小姐,”舒伦堡下意识地揉了揉困倦的眼睛,严重的睡眠不足使得他的眼袋长到和双眼一样大小的程度,“下午好。”
他笑得很苦。说话的时候,牙齿也显露出令人担忧的健康状态。抹再多的发胶也压不住干枯的头发失去金光的毛糙。衣服上更是沉积着一种……我不太想多说的、属于长期连轴工作得不到正当休息的味道,因为他是男性,所以显得尤为明显。
更糟糕的是,我不能直白地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