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孩子才九岁。”苏婉轻声说,“可他已经成了记忆的继承者。我们以为是我们选择了他们,其实是他们在选择我们。”
会议结束后,李燕独自驱车前往莫高窟。他在第220窟前驻足良久,看着壁画上飞天手持琵琶翩然起舞的模样。这些图像历经千年风雨未灭,正是因为一代代画工默默重绘、修补、传承。文明从未靠石头存活,而是靠人心接力。
当天傍晚,他做出决定:启动“薪火协议”。
这不是一个技术方案,而是一套社会工程体系。其核心逻辑是??将每一段被封锁的历史,转化为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隐秘符号。比如,把伊宁教师的名字编入地方戏曲唱词;将某次被迫中断的课堂内容,悄悄嵌入中小学课外读物的注释栏;甚至让一段被禁的演讲词,出现在某个偏远山村庙会的对联之中。
“我们要让记忆变得无处不在,又无迹可寻。”他在内部指令中写道,“当它成为民谣、成为谚语、成为孩子睡前故事的一部分时,谁还能说它是‘敏感’?”
一周后,甘肃临夏的一位中学语文老师匿名投稿至项目邮箱,附上一篇学生作文。文中写道:
“我家院子里有棵老榆树,爷爷说那是1976年春天种下的。那年雪特别大,很多人冻坏了嗓子,说不出话。爷爷说,这棵树是替那些不能说话的人活着的。每年春天,风吹树叶沙沙响,就像是他们在读书。”
李燕将这篇作文存入“灰域”,编号GRAY-XJ-1976-002,并加注评语:
>“证据链延伸成功。记忆已进入自然生态与家庭叙事双重载体。建议在全国类似案例中推广此模式。”
与此同时,“声音种子计划”迎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危机。
七月末,贵州苗寨传来紧急消息:参与记忆传承的五名青年集体被捕,罪名是“利用民俗活动传播非法思想”。当地政府发布公告,称查获一批所谓‘复古咒语’录音,内容涉嫌煽动民族情绪。实际上,那些“咒语”正是祭司家族代代传唱的古歌,其中隐藏着对上世纪中期一系列文化压制事件的控诉。
李燕连夜召集邓伦与苏婉召开第三次密会。地点换成了四川甘孜一座废弃的邮电局旧址,这里曾是康巴地区最早通电报的地方,如今信号屏蔽良好,且周围常年有转山信徒往来,不易引起注意。
三人围坐在一张斑驳的木桌前,墙上挂着手绘的时间轴,标记着自2023年“忆”项目启动以来的关键节点。红色标记越来越多,像一道不断渗血的伤口。
“不能再等了。”邓伦打破沉默,“我们必须公开一部分内容。”
“你知道后果。”苏婉冷冷地说,“不只是项目被查封,我们三个人都会被列入黑名单,终身不得从事公共文化工作。”
“可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邓伦目光灼灼,“十年后还有谁记得伊宁的三十位老师?二十年后,谁还会相信这片土地上曾经有人为一句‘我想教孩子识字’付出生命?”
李燕一直没说话。他盯着桌上那张从伊宁带回来的老照片??一群教师站在学校门前合影,笑容朴实,眼神清澈。背面写着一行小字:“愿光明不灭,书声永续。”
良久,他开口:“我们可以发布一段‘虚构作品’。”
两人抬头看他。
“创作一部小说。”李燕缓缓说道,“以伊宁事件为原型,但人物改名换姓,地点虚化,情节适度艺术加工。发表在主流文学期刊上,标题就叫《春寒》。既然他们怕真实,那就用虚构包裹真实;既然他们禁录音,那就让文字替它活下去。”
苏婉思索片刻,忽然笑了:“妙。文学历来享有更高的表达宽容度。只要不点明史实对应关系,他们很难定罪。而且,读者自有判断力。”
“更关键的是,”邓伦补充,“小说可以自由传播,不受数据监管限制。一本书能翻印十万册,比一万次加密传输都有效。”
三天后,《当代》杂志编辑部收到一篇署名为“李砚”的短篇小说投稿。编辑初读后大为震撼,当即列为头条刊发。八月初,《春寒》正式面世。
故事讲述西北某县中学一群教师在特殊年代坚持开设秘密语文课,最终遭举报镇压的过程。文中没有直接批判,也没有激烈对抗,只有细节:一位老师用烧火棍在地上教学生写字;另一个在批斗会上被人撕碎教案,夜里偷偷重新誊抄;最年轻的那位跳井前留下一张纸条:“请把我葬在教室窗外,让我还能听见读书声。”
文章末尾写道:
“多年后,有个孩子在枯井边玩耍,忽然听见风里传来朗读《岳阳楼记》的声音。他吓哭了。大人说,别怕,那是风刮过井口的声音。孩子摇头:‘不是的,他们是在念书。’”
《春寒》迅速引发热议。无数读者留言称“泪目”,许多教师自发组织班级共读。有媒体采访作者,却被杂志社告知“李砚”系笔名,真实身份不便透露。相关部门虽有所察觉,但由于全文未提具体时间地点,亦无政治术语,难以界定为违规内容,只得默许其流传。
而在“灰域档案”深处,另一份文件悄然生成:
>“《春寒》文本与原始录音GRAY-XJ-1976-001匹配度:9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