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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蓝天寻梦（第4页）

袁世凯接受了法国顾问的建议，准备训练飞行人员，以便将来建立空军。1913年9月，参谋本部在南苑创立了中国第一所正规的航空学校。北洋政府利用高利贷款向欧洲列强借到“善后大借款”30万银元，后由财政部拨出27万银元交给法国人博乐（此人后来任南苑航校飞行教官），经他向法国高德隆飞机公司用30万银元买回高德隆G—IV型双翼教练机12架（40马力、50马力和80马力的各4架），还有修理厂用的设备、器材等；与此同时，参谋本部第4局又拨款6万银元将北京南苑练兵场改为飞机场，建立修理厂和宿舍；委派秦国镛为第一任教练所所长、王鄂为教育长、留美回国的厉汝燕为飞行主任教官，蒋丙然、赵子臣等5人为学科教官。此外，航校还有2名法国飞行教练和2名法国教官。

1913年6月，飞机陆续运抵北京南苑，7月初完成其中6架的安装，全机涂成淡蓝色，机翼上面、下面及垂尾涂上红、黄、蓝、白、黑五星机徽，象征五族共和（中华民国当时的国旗为红、黄、蓝、黑、白）。7月中旬，南苑机场举行了飞机展出仪式并飞行表演。北洋政府为了炫耀它的第一批空中实力，除组织政府官员参加展出仪式外，还邀请了法国驻华外交官员和法国侨民莅场作兴。参观仪式结束后，开始飞行表演。法国飞行教官博乐少尉和奥巴少尉以及机械师波发和马丁尼茨，想尽各种办法显示他们的“风采”，中国的飞行教官和地勤人员也不示弱，几架淡蓝色的飞机各由两个地勤人员扶持机翼，跟随飞机滑跑，飞机相继升空绕场飞行。一些大胆的中国官员和法侨也随机升空，尝试一下上天的乐趣。从此，中国开始了官办航空的时代。

进口的12架高德隆飞机，只有3架的座舱可坐2人，但却没有双套操纵装置，不过是多一个座位，由飞行教官操纵，带飞行学员上天领略一下飞行感觉罢了。因而，这批学生从第一个起落开始，都是单飞。第1名单独飞行的学员叫杜保铭，此人有股蛮劲。经过教官再三叮嘱后，他在一片欢呼庆贺声中登上了飞机。起飞滑跑还算顺利，可是离地后上升角度过大，在几十米的高度上飞机失速坠毁在农田中，摔得肢离体破。飞行员只是膝盖受了点轻伤，当大家赶到出事现场，他从飞机残骸中钻了出来，还喃喃地说：“没啥子，没啥子，不要紧……”，轮到第二个飞行学员尉迟良单飞，他接受了杜保铭的教训，向主任教官厉汝燕作了个起飞请求后，便登机顺利起飞，绕机场飞了一大圈后便徐徐下降。谁料在着陆时，忘记了向后拉杆，致使飞机前轮触地来了个“三级跳远”。可幸，飞机没有损坏，只是飞行员的左手被油门杠杆划破了一块皮。这样，闯开了放单飞的路子，后面的放单飞就比较顺利了。

经过半年多的训练，学员们完成了航线起落、空域训练课目。最后一个课目是三角航线长途飞行，航线是北京—天津—保定—北京。到年底，有41人拿到了毕业证书。这是中国培养的第一批飞行员。

1914年6月，欧洲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由于法国飞行教官的相继回国，更主要的是飞行器材补充等困难，第二批学员从1915年3月入学到1917年3月才毕业了42人。以后，南苑航空学校于1920年3月招收了第3期学员50名，改用了英国爱佛罗公司制造的505K式和维克斯公司的小梅式教练机来教练飞行，学期为2年。1923年4月，毕业学生40人。这时，学校更名为国立北京航空学校，隶属于由航空事务处扩大改组的航空署，训练课目与前两期相同。1923年5月，招第4期学员50名，1925年11月，毕业35人。

南苑航空学校最初用的是高德隆教练机，发动机的功率小，最大飞行速度每小时96公里，在地面滑跑100米就可以起飞。由于飞机都是单座的，不能由教官带飞，不便于飞行员学习飞行技术。后来更换了较新的爱佛罗教练机，有100马力，最大速度每小时152公里。小维梅有360马力，最大速度每小时160公里。新飞机性能较好，但不易掌握，常发生事故。

南苑航校虽然十几年中仅仅造就了117名飞行人员，但有些人后来成为航空上的重要骨干，在中国航空史上还是占有重要地位的。

1926年间，直奉第二次战争时，张作霖占领北京、将南苑航校的飞机器材全部运到东北，我国第一座航校终于停办了。

张作霖为这所中国第一家航校划上了一个不光彩的句号。

这个“妈拉个巴子”的马贼！

2。孙中山立志“航空救国”。日本友人慷慨解囊。“香烟盒”炸弹炸得北洋政府派来了谈判代表，他们只有一个请求：不要再从飞机上投炸弹了！

1913年8月2日。一艘客轮驶出港口，在万顷波涛之上颠簸。

甲板上，一个人昂首而立！

他就是孙中山先生。此时，一群海鸥跃入他的眼帘。在孙中山先生看来，那不是一群海鸥，那是一群飞翔的梦幻。

第二次大革命失败了，假如我们有空军……是啊，假如孙中山先生有空军的话，那么历史可能要改写了。但是，历史是不会“假如”的。

他踏上了异国之旅。

他要在异国的土地上来圆“航空救国”之梦！

他来到了东京。日本友人梅屋庄吉热情地接待了他。

经梅屋庄吉先生的推荐，孙中山先生又结识了日本民间颇有影响的航空界代表人物坂本寿一。坂本是日本民间航空的创始人之一。曾参加过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革命，还留学美国洛杉矶，于1912年取得了国际飞行许可证书和美国飞行员证书。

孙中山亲自接待并宴请了坂本。席间，孙先生与坂本就飞机的作用和前景作了探讨，由孙夫人宋庆龄作翻译。孙中山先生谈笑风生。

孙中山对坂本说：“你看，用飞机在敌人上空撒下蒙汗药，使敌部队全部昏睡不醒，我们不用开枪打炮，只是去活捉俘虏就行了，这岂不是战争的一大革命吗？”

坂本会意地笑了。

孙中山先生要求坂本加入中国革命党。他问坂本：“怎么样，跟着我们党干吧！我们将在国内杭州修建机场，开办飞机学校，你务必加入我们党，然后作为我们的飞行教官。”

宴会后，坂本到梅屋庄吉家将孙先生这一想法对梅屋作了报告。梅屋大喜：“太好了，我来助你一臂之力，报酬、资金不必担心，一切费用由我承担。”

次日，梅屋庄吉和坂本一起，办理了加入中国革命党的手续，还与孙中山先生具体商量筹建中华革命党航空学校步骤，并邀请立花了现、星野米藏两位飞行员着手筹建航校工作。当时，由于国内战争尚在进行，无法在国内建校，经过梅屋庄吉和坂本寿一两人多方奔走，交涉，建校地址开始选在陆军航空研究所所在地——所泽，基于政治原因，后改设于日本滋贺县八日市。

消息一传开，当时旅美、日、加等各地留学生及华侨青年纷纷报名报考，达140人之多，后录取47人。1916年5月4日，航校实施飞行训练。航校聘有日籍教官5名，美国顾问1名。

1916年5月24日，坂本向梅屋作了关于航空学校飞行训练情况的报告。在训练飞行之前，为了使学员进一步感受到行驶中的速度，特此为每个学员买进了1辆自行车。训练需要汽车，八日市尚无一辆汽车，梅屋又亲自送来一辆。航校经费来源除了党外援助和贷款之外，还有梅屋庄吉的私人捐赠。梅屋担任航校顾问，飞机场的地租、购买原料、自行车、汽车的费用，还有学员的住宿费、伙食费、津贴费等都是梅屋捐赠的。

1915年，袁世凯复辟，登基称帝。孙中山先生决心组织讨袁航空队。并敦促华侨革命团体“竭力筹捐，多购飞机”，称“此时购飞机，组织飞机队参战，至为重要。”

1916年4月27日，孙中山离日归国组织讨袁战争。5月9日，发表了《第三次讨袁宣言》。一时，云南的蔡锷、李烈均揭竿而起。但云南距离北京甚远，军事上对袁世凯构不成太大威胁。孙中山先生决心在其心腹之地，给予军事上的打击。4月28日，孙中山正式任命梅屋庄吉为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武器输入委员，负责掌管革命党的经费和武器输入工作。为此，梅屋筹集了大量资款。梅屋在为中国革命军捐赠资款中，仅1911年就多达28。6万日元（相当于今日的6亿元）。孙中山流亡日本时，梅屋不仅与其他日本友人一起周保卫孙中山的安全，而且为孙中山先生提供食宿和活动经费。

孙中山曾说：“一架飞机将胜过一万兵丁，有了飞机，革命将取得胜利。用飞机参战，出奇兵以制胜，一定要派飞机参战。”

1916年5月24日，孙中山先生发出预先号令，准备将在日本的航校迁回山东潍县，改编为讨袁飞机队。

在运往回国的飞机中，有教练机、单翼机。梅屋还租了一架飞机，并为此付出很大一笔资金。

6月6日，袁世凯暴死，黎元洪继任。孙中山先生此时对飞机参战的要求日益迫切，并在组织上迅速加以落实。飞机队下设3个队：每队12人左右，全队共87人（其中9名日本人）。6月30日离日本神户，7月2日下午抵达青岛，4日乘火车往潍县转移。

潍县位于胶济铁路干线要地，县内乃一马平川之地。当时城内为北洋政府军所占据，而革命的东北军则在城外包围了潍县县城。两支军队相互对射，在一片枪炮声中，飞机完成了组装，立即起飞，在政府军的头顶泄下1万张“快投降，否则就要投炸弹了”的传单，引起敌军巨大的恐慌。

在讨袁战事激烈之时，坂本、立花曾驾驶着飞机在济南府的上空投掷了数枚炸弹。这是中国战史上第一次在战争中使用飞机投弹。当时，执行投弹任务的中国飞行学员，可称上为中国空军的第一代领航轰炸员。

尽管这些炸弹是土造的，威力微不足道，但那嗡嗡的机鸣声和爆炸声，却把袁世凯的督军靳云鹏和援军张怀芸吓得胆战心惊，靳云鹏因此而辞职。飞机作了4～5次轰炸之后，北洋政府军派来了谈判代表。谈判代表说：不管怎样，只有一个请求，就是不要再从飞机上投炸弹了。

9月21日，双方举行了签字仪式。

不久，这支航空队宣布解散。3架飞机被运往南苑航空学校。后经日本政府交涉运回日本。

“中华革命党航空学校”与航空队完成了它的使命，而孙中山先生所倡导的“航空救国”光辉思想却留了下来。

梅屋庄吉，这位为中国航空事业倾尽全力的日本友人，中国人民将不会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