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之前,我第一个飞行队于8月15日正式成立,担负北平地区防空任务,作战指挥和飞行训练统一由军委航空局负责,华北军区航空处具体指挥。
9月上旬,这支飞行队接到参加开国大典空中受阅的命令。
这是一支拼凑起来的飞行队。飞行队分3个飞行分队和1个机务分队。9月,又把担负专机空运任务的几个飞行机组划归飞行队领导,成为第4分队。飞行队的初期只有50~60人,以后发展到150~160人左右。使用的飞机多是从国民党空军缴获并经过七拼八凑修复的,一部分是起义过来的,各类飞机最多时达30多架,其中P—51战斗机19架,P—47战斗机1架,蚊式战斗轰炸机3架,B—25中型轰炸机1架,B—24重型轰炸机1架,C—47运输机2架,C—46运输机3架,小北美教练机1架,PT—19教练机2架,L—5通信机1架。
这就是新中国成立前夕人民空军的全部家底。
飞行队成立了,飞机也凑起来了,可是机徽和飞行服没有。人民空军的第一支飞行队,总不能就这样稀里糊涂飞上天吧!
华北军区航空处担任了这一设计任务。
人民空军的飞机机徽最初设计的是一个“八一”红五角星,飞行队的同志说这样在空中不便与英军飞机区分,他们提议,按美军机徽样式,在红五角星的左右两边各添上一条横道,表示飞机展翅的样子,这个机徽一直沿用到今天。飞行服原来是日本式的连身服,飞行队的同志建议改成夹克式,这样飞行服样式也沿用至今。
飞行队成立时,由徐兆文担任队长,政委王平阳,下设4名分队长。飞行队的飞行员,大部分是驾机起义的原国民党空军飞行员。
飞行队从接到受阅命令到组织计划,实施受阅,前后不到一个月。为了搞好这次受阅,空地勤及所有同志群策群力,付出了辛勤的劳动。邢海帆作为代理队长和空中总领队兼第1分队长,更是费尽心机。没有航空图,就用5万分之1的北京市地图代替,空中航线和每架飞机都经过反复计算才确定飞行方案。飞行航线:选择通县双桥上空为起点,直飞天安门上空;飞行高度:既要使天安门城楼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便于观察,又考虑到受阅当中一旦飞机发生故障可滑到城外迫降;飞机速度:为使飞机通过天安门广场时队形整齐,保持一定的间隔时间,事先计算好各分队飞机起飞和进入航线起点的时间,保持好规定的航线速度和高度,以及各分队间的高度差。为达到上述要求,飞行队在南苑机场沿东西方向的旧跑道上空多次进行模拟演练,主要训练6个分队的长机,也练过由17架飞机按预定航线和航行诸元通过天安门上空。地面指挥工作:南苑机场塔台指挥由徐兆文负责;华北军区航空处设指挥室,由李裕负责对空指挥;苏联顾问协助;天安门城楼下设有总指挥室,由华北军区航空处处长油江负责。直接与大会总指挥部和航空处指挥室联络。备降机场定在北平西郊、天津的张贵庄、河北的唐山3个机场。
下午3时,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毛泽东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天安门广场汇成了一个掌声的大海。
4时,阅兵式开始。
南苑机场上的17架受阅飞机,按预定计划先后起飞,均按规定的航线高度、速度,在通县双桥上空盘旋待命。
4时35分,空中分列式开始。17架飞机分成6个分队。邢海帆一声令下,各分队保持规定的高度差、速度和时间间隔,分别在900米、600米、450米的高度,由东向西依次进入航线。此刻碧蓝的天空有少量碎积云,能见度好,地面清晰可见。受阅机群分队接近东单牌楼时,已经可以看到地面上的人流和红旗,再往前是人民解放军的坦克、骑兵、炮兵部队,铁流滚滚,浩浩****。
这是一次划时代的飞行。
参加受阅的飞行员们后来回忆这一幕时,无不感到这次是他们每个人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一次飞行,从这天起,中国将进入一个崭新的国度,它将不再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压迫,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飞过东单牌楼,天安门广场尽收眼底,故宫建筑群宏伟壮丽、金碧辉煌,它是我们文明古国的象征,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共和国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上空迎风招展,机群按编队依次进入,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和人民群众的检阅。
30万人民群众的欢呼声和飞机马达的轰鸣声汇合在一起,响彻古都北京,广场上形成了一片沸腾的海洋,通过无线电波飞越万水千山,传到五湖四海。
当受阅的第1、2、3、4、分队9架P—51战斗机刚刚通过天安门上空,又接到地面指挥员的命令,按预定计划,P—51机群再通过天安门上空一次。在空中指挥员的号令下,我P—51机群9架随即加大速度,在复兴门上空作右后转弯,沿西直门、德胜门、安定门、东直门、朝阳门,再转向建国门,当P—51机群的9架飞机到达东单上空时,正好与第6分队的教练机相衔接,P—51机群再次通过天安门上空,由于衔接吻合,所以在地面看来以为这次受阅的飞机是26架;当时在北京的一些外国记者纷纷报道是26架,并说中共空军是以野马式P—51战斗机为主的接受检阅机群。
昌平航空博物馆正厅,展出了当年空中受阅的机群(飞机)模型,包括当时地面受阅部队模型,真实地再现了那激动人心的时刻和难忘的开国大典空中场景。
17架拼凑的各种型号的飞机,对共和国诞生那天来说,确实是一种骄傲,但今天我们看来,难免产生些许羞涩、寒酸……但对于空中白手起家的共产党人来说,它确具有了一种开天的意义。
3天后的10月25日,中央军委正式命令刘亚楼为空军司令员、肖华为空军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王秉璋为空军参谋长。
11月初,总参谋部就空军的名称及级别问题向毛泽东请示,提出两个方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中国人民空军司令部”。毛泽东阅后圈定“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并暂定按兵团一级刻发关防。鉴于空军领导机关已组建,空军主要领导干部又已任命,1月9日,聂荣臻代总长向毛泽东主席报告,军委航空局应与14兵团机关合并。毛泽东批示后,11月11日,中央军委电令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正式成立,原军委航空局即行撤销,原航空局所有人员及业务工作全部交空军司令部。后来,中央军委将1949年11月11日确定为空军的成立纪念日。
先办航校,后建立空军部队,这是我党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确定建立空军的预定步骤。于是,办好航校就成为当时建设空军的当务之急。
刘亚楼忘不了访苏会谈回国到中南海向毛泽东汇报后,告辞时,毛泽东嘱咐他:
“亚楼同志,空军的基础如何,起步快慢,关键一条,是看你航校办得怎样。你当务之急,首先要选好办校人。”
刘亚楼走到门口,毛泽东又追上一句:
“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找我。”
刘亚楼无异于怀抱尚方宝剑组建空军航校。
1949年10月19日,苏联第一批专家23人来华,帮助中国空军选定航校地址。
刘亚楼回国后仅仅3天。苏联军方的行动真够快的了!
苏方大批专家将于11月中旬以后全部抵达中国。
时间不等人!这更加快了刘亚楼选定航校领导人选的步伐。
他连夜起草了一份征求工作分配志愿表,发至所有空军处以上飞行和政工干部。
一向办事干练、果断、讲究时效的刘亚楼,这次更加果断,每人必须在两天内做出明确答复,并且要详细填写。
刘亚楼考察干部有自己的一套方法。他善于用人所长。正应验了毛泽东:“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思想。
他考察干部时先听情况介绍,然后问:“他最善于做什么工作?为什么?他最不善于做什么工作?为什么?”“假如你来提分配意见,他担任什么最合适?”
这种“两最一假如”的考察干部方法,把了解的对象的长处、短处、人格、工作潜力一下子就呈现在桌面上了。
100多名团以上干部的德才表现在刘亚楼的脑子里转动。
很快,6所航校负责人的预定名单拿了出来。只是航校政治委员尚无法选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