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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魂系日月（第6页）

这批飞行员，不愧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他们每个人只由教官带飞了50～60个起落，飞行6—8小时后，就全部放了单飞！

经4个多月的苦练，24名飞行员人均成绩在4分以上。顺利完成了初级教练机的训练计划。只有一名学员改为机械。

1938年10月，新疆航空队第3期飞行班学员转入了埃尔—5侦察、轰炸机的中级训练。

埃尔—5型机长9。5米，翼展15。5米，装一台700马力的内燃发动机，最大时速约280公里，航程约1000公里，升限4000米。装有3挺7。62毫米口径的机关枪，翼下可挂4枚50公斤的炸弹。双座舱，既可教学，又可执行战斗任务。第3期学员每人由教官带飞了30来个起落，就陆续放了单飞。

尽管这两种教练机设备很不完善，既无刹车、摩翼，又无无线电通话机，在操纵上也有许多困难。但终没难住这些学员们。

航空队有4名苏联教官，其中2名飞行教官，负责指挥和带飞；1名领航教官，负责航行理论教育；1名机械教官，负责指导机务维修。军阶从中校到少将。他们都是苏共党员，每个人有千小时以上的飞行经验，对我航空队学员们很关心，愿意把苏联空军训练方法教给中国共产党的航空人员。

1939年夏，正当我新疆航空队在埃尔—5飞机的训练将要结束时，随着国内反共摩擦的加剧，国际风云变幻不定，新疆泛起一股疏苏、冷共的逆流。盛世才为巩固其统治，八面玲珑，忽远忽近，若即若离。由于他向斯大林提出一个庞大的装备其部队的计划没有满足，便一改过去的笑脸，于1940年停止了我航空队的飞行训练，长达8个月之久。

1940年夏，航队向党中央请示回延安。未获批准。

1941年初，苏联援助了6架伊—15和2架伊—16型战斗机，以及一批军事装备。在苏联教官的大力协助下，党中央驻新疆第3任代表陈潭秋经过与盛世才的反复交涉，才恢复了我航空队的飞行训练。

为了尽快掌握伊—15、伊—16飞机的飞行技术，我航空队学员在苏联教官的带飞下，在很短的时间内就顺利放了单飞，完成了高级特技，单、双机对抗空战，打地靶、低空轰炸射击等全部课目训练。

为改善航空队的伙食，陈潭秋除从党费中每月拿出120元钱外，还发给肮空队两支猎枪，借打猎改善生活。

每次打猎、方华、夏伯勋最积极，他们只要一出去，保准不会空手回来。不是打野鸡、就是狍子。开始大家不知道，煮上一锅狍子肉，狼吞虎咽，猛餐一顿，结果都流鼻血，睡不着觉，不知道狍子肉是热性，青年人吃多了会上火。

1939年8月，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周恩来去苏联治伤途经迪化，专程看望了航空队的学员们。周恩来赞扬说：“陈云同志很有远见，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是第一个倡导建立航空者，将来建设我们自己的空军，就有骨干、有种子了……”

1941年秋，我新疆航空队按原定教学大纲完成了所有课目的训练，成绩优良。按当初于盛世才商定的协议，可以毕业，授予中尉军阶，月薪100多元，相当于陆军中校，可以结婚，过富裕生活。但是，当了飞行官以后，飞行时间减少很多，技术上只能保持，不能继续提高。为此，航空队请苏联教官想办法。苏联教官说：“如果要多飞，提高技术，只有推迟毕业时间，我可以安排飞行日，优先保证。”

党支部开会征求大家意见，同志们想到党中央的期望，一致认为：为了党的航空事业，我们要提高飞行技术，不要军阶、高薪、暂时不结婚成家，请求推迟毕业时间。

在中央代表陈潭秋的协商下，盛世才同意我航空队延期到1942年4月毕业。

1942年夏，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正处于艰苦困难的时期，中国国难当头，蒋介石于民族利益不顾，于7月5日派宋美龄、朱绍良、毛邦初等人到迪化与盛世才密谋勾结，反苏反共。盛世才为向蒋介石献媚，竟秘密枪杀其亲苏的胞弟盛世祺，捏造共产党要在迪化搞所谓“4·12”暴动。我航空队第3期学员于7月10日被逐令离开盛世才的航空队。

1942年9月17日午后，盛世才的飞行中队长高继忠，带2辆卡车到我航空队驻地，以“盛督办请你们全体人员去训话”为名，将我航空队软禁了起来。中央代表陈潭秋等我党在新疆的全队队员，亦被隔离，失去了自由。

我航空队与反动军阀展开了狱中斗争。

随着新疆形势的恶化，盛世才成了反动的“杀人魔王”。陈潭秋、毛泽民、林基铭等党的优秀儿女相继惨死在这个魔王的屠刀下，航空队和在新疆工作的140余名同志也被投入了监狱，开始了长达4年之久的囚徒生活。

延安的党中央密切地注视着新疆的局势，尽一切努力营救在新疆的同志。

1943年2月10日，中央书记处电告在重庆的周恩来、林彪，建议他们在谈判中提出释放我党在迪化被盛世才拘留的140余人的要求。

1944年6月4日，中国共产党代表林伯渠，向国民党执行委员会正式提交了《关于解决目前若干急切问题的意见》，其中包括立即释放新疆及各地被捕人员的要求。

1944年11月6日，我航空队的全体人员被关进第2监狱。先后与敌人进行了2次绝食斗争。

我航空队全体人员抱定：“百子一条心，集体回延安”。敌人在其书面报告中无可奈何地承认：“提共党88名分别谈话劝其投降，然结果均仍执迷不悟”。

盛世才和一切反动军阀们永远弄不明白共产党人为何宁死不屈。

1945年10月，毛泽东亲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再一次重申了国民党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除汉奸以外的一切政治犯。

毛泽东离开重庆返回延安时，得知张治中将军将赴新疆谈判，便对张治中将军说，“我们在新疆的这些同志被关押了4、5年了。已经很困难了，我们准备拿点钱去接济他们。”张治中很受感动，连声说：“不用了，不用了。到新疆后我会拿钱给他们的。”

毛泽东大手一指：“好！君子一言！希望张将军到新疆后一定要履行《双十协定》，尽快释放他们。”

10月13日，张治中将军启程前夜，周恩来和邓颖超专程到张治中将军家，再三嘱托张治中将军不但要按《双十协定》释放被捕的我党人员，而且要把好事做到底，派人将他们护送回延安。

张治中将军果然不食言，到新疆赴任西北行营主任和新疆省主席后，即派新任迪化市市长屈武前往第2监狱探望包括航空队在内的共产党人，转告了中央对他们的关心和准备释放他们的消息。尔后，又冲破重重阻力，派新疆警备司令部少将处长刘亚哲护送他们回到延安。

我党被捕的人员终于回到了延安的怀抱。

盛世才，这个反动军阀在他黑色的一生中，“我新疆航空队”也许是他唯一的一个亮点……

4。新疆航空队回到家中，朱德请客。汪伪“建国号”“慕名而来”，陕北黄土高原魅力何在？

1946年7月11日。延安宝塔山下。

温暖的太阳给古朴的黄土高原镀上了一层古铜色的光芒。延河水发出粼粼的波光，一群群雪白的羊儿悠闲地啃着青草，宛若朵朵白云落在山洼洼。

沿途锣鼓喧天，欢迎声连绵不绝。

站在欢迎队伍最前列的有我党我军的高级领导：朱德、任弼时、林伯渠、杨尚昆等。

欢迎规格之高，如同接见外国总统。

朱老总笑逐颜开，对身边的任弼时说：“我们的鹰群回来了。我这个总司令又兵强马壮了，快要鸟枪换炮喽！”